第1174章 岁月如歌（1/2）
（终章）
2017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年更早一些。
四月下旬，当史家胡同老槐树的嫩叶已经长到巴掌大小的时候，《火星救援》的票房长跑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国内累计票房定格在130.7亿RMB，海外票房累计7.82亿美元，按照实时汇率折算，全球总票房正式突破了30亿美元大关——确切地说，是30.14亿美元。
这个数字超越了《阿凡达》的27.88亿美元，将《火星救援》送上了全球影史票房总冠军的宝座。
消息传来的那天，杨简正在厨房里给知意和知行做辅食。张彤彤的电话打进来的时候，他两只手都沾着胡萝卜泥，是柳亦妃帮他按的免提。
“小简，全球第一了。30.14亿。”张彤彤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努力克制但根本克制不住的激动，“我们已经出了庆功海报，淘票票也出了，万达、光线、上影全都在发贺图。你……”
“彤彤姐，”杨简把搅拌好的胡萝卜泥倒进小碗里，语气平静得像在说今天的胡萝卜很甜，“这段时间辛苦你了。庆功宴的日期你定就好，我和茜茜都配合。”
他挂掉电话，继续低头做辅食。柳亦妃靠在厨房门框上，手里抱着知行，看着他的背影，嘴角弯了一下。她太了解他了——他从来不在乎票房数字，但他在乎那些为了这部电影付出过心血的人能不能得到应有的认可。
“你不激动？”她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
“激动。”杨简转过身，用沾着胡萝卜泥的手指在知意的鼻尖上轻轻点了一下，小家伙咯咯直笑，“但不是因为数字。是因为拍这部电影的过程——你们在金昌陪着我，这才是《火星救援》对我来说，最完整的记忆。”
柳亦妃走过去，从背后环住他的腰，把脸贴在他后背上。她没有说话，但他感受到了她手掌传来的温度。
三天后，杨简和柳亦妃以家里孩子的名义——平平、安安、知意、知行、承承、乐乐、牛牛、灏灏——向天眼慈善基金追加捐赠了20亿RMB。这笔捐款的用途被明确指定为三个方向：贫困地区基础教育设施建设、罕见病医疗救助基金、以及乡村儿童营养改善计划。
有人在杨简的微博账号下问杨简为什么选择以孩子的名义捐款。他难得的进行了回复，回答也很简单：“我希望他们长大以后，记住的不是他们的爸爸、他们的小叔、他们的舅舅拍了多少票房第一的电影，而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春去秋来，时光如水。
2017年在孩子们的成长中悄然流逝。知意和知行在一周岁的时候学会了走路——知意是在追一个滚动的皮球时突然迈出了人生第一步，然后一路跌跌撞撞地扑进了杨简怀里；知行则是在某个安静的午后，不声不响地从地毯上站起来，稳稳当当地走到了柳亦妃面前，然后回头看了一眼自己刚才趴着的地方，表情像是在说“原来走路也没有那么难”。
平平的速写本从一本变成了三本，每本都画得密密麻麻。他在学校的美术课上画了一幅四合院的石榴树，被老师推荐去参加了区里的少儿绘画比赛，拿了一等奖。安安对此表示了极大的羡慕，然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画了整整一个下午，最终交出了一幅霸王龙大战外星人的作品。杨简把那幅画郑重其事地贴在了冰箱门上，和承承的满分数学卷子并列在一起。安安高兴得绕着院子跑了三圈。
承承升入了初二。他的个子在一年里蹿了将近十公分，已经快要赶上杨瑞了。他开始变声，嗓音从清脆的童音变成了略带沙哑的少年音，每次打电话回家的时候，林秀兰都会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是孙子。他开始对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书架上的《明朝那些事儿》旁边多了《万历十五年》和《全球通史》。杨简注意到他经常在晚饭后拉着杨振华聊历史掌故，祖孙俩能在书房里聊上一两个小时。杨振华后来私下跟杨简说，承承这孩子，心里有谱。
柳亦妃的《我不是药神》在2017年秋天完成了全部拍摄。杀青那天，文木野在片场哭得稀里哗啦——不是因为难过，而是因为这部戏拍得太艰难、太投入，每一个镜头都像是在掏心掏肺。张松文在杀青宴上喝了不少酒，端着酒杯走到柳亦妃面前，声音沙哑地说了一句“谢谢”，然后一饮而尽。柳亦妃没有喝酒，但她站起来给了他一个拥抱，说“师哥，你演的程勇，将来会影响很多人”。张松文当时不太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他点了点头。
2018年1月，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提名名单公布。
张一谋执导、新世界影业和天眼影业投资制作的《水形物语》获得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在内的七项提名。消息传回国内的时候，张一谋正在陕北老家过年。他接到杨简的电话时，院子里正在放鞭炮，他不得不走到里屋才能听清杨简在说什么。
“张导，恭喜你。”
“谢谢。说实话，我有点紧张。”
“不用紧张。这部电影拍得很好，你值得。”
2018年3月4日，洛杉矶，杜比剧院。
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礼在好莱坞大道上如期举行。张一谋穿了一身深灰色的中装，坐在新世界影业团队为他安排的座位上，双手交握放在膝盖上，表情平静但眼神里藏着一丝期待。
当颁奖嘉宾拆开信封、念出“最佳导演——《水形物语》，张一谋”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张一谋从座位上站起来，整了整衣领，沿着过道往舞台走。他的步伐不快，每一步都踏得稳当而郑重。
他站到话筒前，用中文说了一段话。他说他拍了大半辈子电影，从《红高粱》到《英雄》，从《活着》到《归来》，每一部电影都是他的孩子。他说《水形物语》是一个关于沉默和倾听的故事，而沉默是这个世界上最被低估的力量。他感谢新世界影业和杨简导演对他的信任，感谢剧组的每一个人，感谢他的家人。
他举起奖杯的那一刻，成为继杨简和李桉之后，第三位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的华人导演。
当《水形物语》拿下最佳影片时，张一谋站在舞台上，身后是剧组的几十张笑脸。他手里捧着那座小金人，目光穿过杜比剧院的穹顶，穿过太平洋上空的云层，落在万里之外那片他拍了一辈子的黄土地上。
第二天，《洛杉矶时报》的头版标题只有一行字——“杨简再一次统治奥斯卡”。报道中写道：“虽然杨简本人没有以导演身份出现在今年的提名名单中，但他担任制片人的《水形物语》拿下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在内的四项大奖。这是他继《寄生虫》之后，连续第二年以制片人身份站上奥斯卡最高领奖台。而从天眼影业与新世界影业出品的电影在近几届奥斯卡上的表现来看，杨简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电影导演——他正在成为好莱坞乃至世界影坛最具影响力的电影投资人之一。”
杨简在国内看到这篇报道的时候，只是轻轻笑了一下，然后把平板递给旁边的柳亦妃，起身去厨房给孩子们做早饭。
2018年7月5日，《我不是药神》全国上映。
上映首日，票房破3亿。首周末，票房破13亿。
但比票房更重要的，是这部电影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的舆论海啸。从上映第二天开始，“药神”、“程勇”、“白血病”、“天价药”、“仿制药”等关键词就霸占了微博热搜榜的前十名，而且不是轮替霸占，是同时霸占。这在华语电影的历史上从未发生过。
观众们在电影院里哭成了泪人。张松文饰演的程勇在里弄小巷里蹲在地上喘气的那一幕，让无数人想起自己身边那些被大病拖垮的家庭。倪霓饰演的思慧在夜店里跳完钢管舞之后蹲在后台无声哭泣的那一幕，让无数单亲母亲在黑暗中握紧了拳头。而那位患病老太太抓着警察的手说“我想活下去”的那场戏，几乎让每一场放映的影厅里都响起了此起彼伏的抽泣声。
豆瓣评分开分9.2，之后稳定在9.0分。这是近十年来国产电影的高评分之一。
但真正的震撼发生在银幕之外。
7月中旬，央视《新闻1+1》做了一期专题节目，讨论《我不是药神》引发的社会议题。节目中连线了多位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医保政策研究专家和药企代表。主持人在节目结尾时说了一段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一部电影能让全国人民开始讨论药品定价机制和医疗保障体系，这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力量。”
7月下旬，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抗癌药降价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加快进口抗癌药品零关税政策的落地实施，推进抗癌药集中采购，将更多救命好药纳入医保目录。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已有十七种进口抗癌药品实施零关税，多款靶向药价格大幅下降。
8月，《药品管理法》修订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修订草案对未经批准进口境外药品的法律责任做出了更加细化和柔性的规定，明确区分了以营利为目的的代购行为和病友互助性质的非营利行为。
这一系列政策的密集出台，被外界普遍认为与《我不是药神》引发的全民讨论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联。
张松文在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在拍《药神》的时候，并没有想过它能改变什么。我只想把程勇这个角色演好，让观众相信他就是那样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但当电影上映之后，我收到了很多白血病患者的私信，他们告诉我，因为这部电影，他们被看见了。那种感觉，比拿任何奖都更让我觉得做演员这件事是有意义的。”
文木野在微博上发了一段话：“我们拍这部电影的初衷，不是要指责谁，也不是要歌颂谁。我们只是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关于一群普通人在绝境中如何相互扶持的故事。如果这个故事能让社会变得更好一点点，那我们就对得起这一年多的付出了。”
《我不是药神》最终以36亿RMB的国内票房收官，位列年度票房前三。它的投资回报率是惊人的，它的社会影响力更是无可估量的。2019年初，这部电影获得了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编剧等多项大奖。
2019年，春。
史家胡同的老槐树又换了一身新装。院子里的石榴树开花了，红艳艳的花朵在青砖灰瓦的映衬下热闹得像一簇簇小火苗。迎春花还在开着，但已经不是主角了——知意和知行在院子里种了一排向日葵，每天早晨两人都要去比一比谁的向日葵长得更高。知意种的那棵赢了，知行则在自己那棵向日葵上挂了一块小纸牌，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这棵花是知行的”。知意觉得不公平，拉着爸爸来评理。杨简蹲在两棵向日葵中间，认真地看了看，然后说知行的字写得比知意的好。知意嘴巴一瘪，然后跑去让哥哥平平教她写字。平平坐在廊檐下，面前摊着他的第四本速写本，正在画向日葵。他抬头看了知意一眼，嘴角微微弯了一下，然后递给她一支铅笔。
这是杨简和柳亦妃在四合院里生活的又一个寻常早晨。
平平和安安已经上四年级了。
安安的门牙已经全部换完，笑起来不再漏风，但那股活力丝毫未减。他加入了学校的武术社团，每天放学回来都在院子里练拳，打得认真极了。柳亦妃站在旁边，偶尔会指点他两句动作的要领——她在北电念书的时候学过几年武术课基本功，虽然只是皮毛，但教安安绰绰有余。安安对此既崇拜又疑惑，不知道他的妈妈为什么会功夫。平平则拿着速写本在旁边画安安练拳的样子，寥寥几笔就勾出了那个挥汗如雨的小身影。安安每次练完都会跑过去看平平的画，然后认真地指出“我这个动作不是那样的，是这样的”，两个人就坐在廊檐下讨论起来。乐乐学会了国际象棋，和承承哥哥偶尔会在周末的午后对弈。
承承已经上高中了，成绩始终保持在年级前列。他读的是文科，历史和政治是他最擅长的科目，他说大学想学经济。杨简有一次去学校参加他的家长会，班主任把杨简悄悄拉到一旁，用一种认真的语气说：“杨承运这个孩子，知识面非常广，思维非常成熟，对很多社会问题都有自己独立的见解。我觉得他以后可以考虑学法律或者公共管理。”承承不知道班主任跟小叔说了什么，但在回家的路上，杨简看着他的目光里多了一层淡淡的笑意。
8月，杨简三十五岁生日。
他没有举办任何庆祝活动，只是在家做了一大桌子菜，把家人们都聚拢在一起，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吃了个团圆饭。安安带头唱了生日歌，知意和知行跟着拍手，开心的不行，就像是他们自己过生日一样。平平送了他一幅画——画的是杨简系着围裙在厨房里煎蛋的样子，旁边写着“世界上最好的爸爸”。杨简低头看画的时候，安安在旁边大声说“平平画了好多天”，平平呲牙开心大笑，然后低头继续吃饭，嘴角也一直挂着弧度。
知意送了她亲手编的一根手绳——柳亦妃教了她整整一个下午。知行送了一张卡片，上面写着一行字：“爸爸，我是知行。我很爱你。”字迹很工整，但墨水浓淡不一，显然是一笔一笔认真写上去的。杨简把四个孩子的礼物一一收好，然后站起来，端起酒杯，说了一句话。
“谢谢你们。你们是我这辈子最好的作品。”
柳亦妃坐在他旁边，握了握他的手。
9月，杨简通过微博发布了一条简短的声明：
“各位朋友，我将于今年年底正式退休，不再担任任何电影项目的导演、编剧或制片人职务。天眼影业的日常运营已全部交由管理团队负责。退休之后，我将把全部时间投入到家庭生活中。感谢大家多年的支持与厚爱。杨简。”
这条声明没有任何预兆，没有提前通知任何媒体，也没有举办任何形式的告别活动。它只是简简单单地出现在了个人微博账号上，在几小时内被转发了数千万次。
粉丝们虽然早有心理准备——杨简在多年前就公开说过自己想在三十五岁退休——但当这一天真的来临的时候，不舍的情绪还是像潮水一样淹没了整个网络。微博热搜榜上，“杨简退休”连续几天挂在第一位。“杨简最后一部电影”、“杨简奥斯卡记录”、“杨简票房记录”、“杨简慈善捐款记录”等词条交叉霸占着热搜前列。粉丝们自发制作了各种纪念视频和长图，回顾杨简从《入殓师》、《那些年》到《火星救援》、从柏林金熊到戛纳金棕榈，再到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从北电新生到全球票房榜首的传奇历程，从一个跨界歌手到格莱美霸主、世界音乐天王。有人写道：“他说过要在三十五岁退休，我们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说过的话，从来都会兑现。”也有人写道：“感谢你拍了这么多好电影，更感谢你把家庭看得比电影更重要。你教会我们的事，远比你拍的每一部电影都更深刻。”
杨简看到了这些留言。他没有回复，但他把那幅“世界上最好的爸爸”的速写拍了张照片，发在了自己的微博上。这是他退休声明发布之后唯一一条更新。配文只有三个字：“谢谢你们。”
秋天到了，当BJ城的老槐树开始落下第一片黄叶的时候，大洋彼岸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
美国纽约和洛杉矶同时爆发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这种被命名为“COVID-19”的病毒传播速度极快，致死率远超季节性流感。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疫情爆发后的第一时间发布了预警，但联邦政府的应对措施迟缓而混乱。检测试剂短缺、医疗资源挤兑、各州各自为政、民众对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的抵触情绪——所有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让疫情在美国以惊人的速度蔓延开来。到了十月底，全美累计确诊病例突破了五百万，死亡人数突破了十万。纽约市的医院走廊里挤满了等待床位的患者，冷藏卡车被临时改造成停尸房停在医院门口，殡仪馆的预约排到了一个月以后。
小日子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由于前期信息不透明和应对措施滞后，病毒在东京、大阪等大城市迅速扩散。钻石公主号的集体感染事件让小日子政府的危机应对能力受到了全球媒体的猛烈抨击。到了十一月，日本累计确诊病例突破了两百万，医疗系统几近崩溃。
全球各国人心惶惶。欧洲、南美、非洲、东南亚——病毒以不可阻挡的态势席卷了整个地球。世界卫生组织在十月底宣布COVID-19为“全球大流行”，并警告说按照目前的传播速度，全球感染人数可能在年底突破一亿。
华夏的情况相对好一些。疾控部门和天眼医药早在疫情爆发之初就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快速研发并投产了核酸检测试剂盒，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密集的检测网络。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防疫物资的生产线在天眼医药和多家国内企业的协同下迅速扩产，基本满足了国内需求并开始向海外提供援助。
值得一提的是，天眼医药集团对核酸检测试剂之收取成本费用，没有赚取任何一分利润。
由于这次疫情的源头和传播路径涉及某些敏感信息，高层在向基层传达防控指示时，措辞不得不保持一定的模糊性和策略性。这就导致部分地区在疫情初期的防控工作中出现了响应速度不够快、重视程度不够高的情况。好在随着疫情的蔓延和上层指令的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的防控措施迅速到位，社区封闭管理、大规模核酸检测、密切接触者追踪等措施在最短时间内全面铺开，有效遏制了疫情的进一步扩散。
在整个过程中，天眼医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天眼医药不仅在疫情爆发后的第一时间内完成了检测试剂的研发和量产，还利用自主研发的病毒基因测序技术，对全球各地流行的病毒株进行了持续的监测和分析，为疾控部门的科学防控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数据。天眼医药的疫苗研发团队也在疫情期间加速推进了RNA疫苗和灭活疫苗的双线研发，两种技术路线齐头并进，在2020年初同步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
天眼慈善基金则在疫情期间向全国各地的医院和社区捐赠了大量的防疫物资和医疗设备，总价值超过了50亿RMB。杨简本人没有出席任何捐赠仪式，但每一笔捐赠的去向都有详细的公示记录，透明到让人挑不出任何毛病。
2020年春天，当史家胡同的老槐树再次冒出嫩绿新叶的时候，杨简和柳亦妃带着四个孩子在院子里种下了一棵银杏树苗。银杏树生长缓慢，要很多很多年才能长成参天大树。杨简说，这棵树是种给未来的。等这棵树长大的时候，承承已经成家立业了，平平和安安也成了大人，知意和知行大概正在上大学。到那个时候，他和柳亦妃就坐在树下的藤椅上，看着孙子孙女们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柳亦妃听了之后，在银杏树苗旁边又种了一株栀子花，说栀子花开了的时候，满院子都是香的。
2023年，天眼影业出品的《金陵照相馆》在全国上映。
《金陵照相馆》取材留存小日子军队屠城罪证的真实往事。1937年金陵沦陷，邮差阿昌躲进吉祥照相馆求生，被迫为日军冲洗胶卷，意外洗出小日子军队屠戮百姓的血腥底片。照相馆老板老金、毓秀等人决意私藏底片留存罪证。众人一边应付小日子军人，一边复刻胶片贴身藏匿。同行者接连牺牲，仅剩两张出城通行证，七人面临生死取舍。撤离时婴儿啼哭暴露踪迹，老金独自断后，举相机吸引日军掩护毓秀携底片脱险，最终这批底片成功送出，成为战后审判战犯的关键铁证。
电影上映后，全国各地的电影院里出现了大量观众在散场后久久不愿离开的场景。不是因为他们没看够，而是因为他们需要一点时间来平复情绪。有人在影厅里泣不成声，有人走出电影院之后在门口的长椅上坐了大半天，有人把电影票根拍照发到社交媒体上，配文只有两个字——“铭记”。
《金陵照相馆》最终以超过30亿RMB的国内票房收官。海外的发行权被全球多家顶级发行商争相购买——不是因为它的商业潜力有多大，而是因为它是一部不能被忽视的电影。在日本，这部电影未能获得公映许可，但盗版资源在网络上大量流传。日本的部分民间和平团体在私下组织了放映会，邀请普通市民前来观看。这些放映会被日本极右翼团体多次冲击，但组织者们依然坚持着。
与此同时，统子的“养殖场”在全球各国策划了大规模的“金陵大屠杀”纪念游行活动。在纽约、在伦敦、在巴黎、在柏林、在悉尼、在首尔、在新加坡、在莫斯科——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们走上街头，举着黑白照片和标语牌，用不同的语言呼喊着同一个口号：“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这些游行的规模之大、覆盖面之广，在全球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小日子政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国际舆论压力。几十年来，小日子通过教科书修改、外宣渠道投放、文化输出、国际交流项目等多种手段，在全球范围内极力淡化和美化当年侵华战争所犯下的罪行。这些努力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效的——很多西方国家的普通民众对金陵大屠杀的认知非常模糊，甚至完全不了解。但《金陵照相馆》的上映和全球各地的纪念游行活动，将这段被刻意淡化的历史以一种不可回避的方式重新摆在了全世界面前。
2024年，天眼影业又推出了另一部历史题材电影——《731》。这部电影聚焦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在东北犯下的反人类罪行。电影没有用任何血腥的镜头来制造感官刺激，而是用一种冷静到近乎残酷的纪实风格，还原了那段被尘封的历史。片中对人体实验、细菌战等罪行的展现极其克制，每一个镜头都经过了反复推敲——不是为了回避真相，而是为了让真相以最有力的方式呈现。
《731》上映之后，国际反响比《金陵照相馆》更加强烈。因为731部队的罪行不仅仅是针对华夏人民的——它涉及对多国战俘和平民的残害，是一部真正的反人类罪行史。多个国家的历史学者和二战史研究机构联合发表声明，呼吁日本政府正视731部队的历史真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发表声明，对电影《731》所揭露的历史事实表示关注。
小日子的极右翼势力彻底坐不住了。
几十年来，他们投入了天文数字的资金和人力，在全球范围内打造了一套极其精密的历史修正主义宣传体系。从资助海外亲日学者的研究项目，到赞助西方主流媒体的涉华负面报道；从在海外大学设立小日子研究基金，到通过动漫、游戏等文化产品输出被美化的小日子形象——这套体系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运行得相当有效。但现在，两年的时间里，两部电影加上全球同步的游行活动，就让他们几十年来的努力几乎化为乌有。
他们的反应是激烈而疯狂的。
2024年秋天，小日子极右翼团体“小日子会议”通过多个渠道公开向杨简及其家人发出了人身威胁。这些威胁的内容极其具体——包括杨家孩子的学校地址、上下学路线、日常活动时间表。威胁者声称，杨简“恶意丑化小日子民族形象”，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杨简是在书房里看到这份威胁报告的。许宏远把资料放在他面前的时候，表情是前所未有的严肃。他说这些威胁来自多个高度组织化的极右翼团体，这些团体在小日子国内有着深厚的政治背景和资金支持。虽然在国内可以确保杨简家人的绝对安全，但如果这些团体继续升级威胁手段，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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