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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 女中尧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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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老成持重的范纯仁重新提拔为宰相之后,自认为就此稳固了朝局的高滔滔终于是长出了一口气,这年已经六十一岁且执掌国政长达九年的她也很快就走到了自己人生的终点。就在范纯仁重新拜相的次月,高滔滔突然卧床不起且病情急剧恶化。

由于此时的高滔滔并未还政于哲宗,所以她仍然还是摄政太后,这也就导致即将年满十七周岁的哲宗还是不能单独临朝听政决事,宋朝的一切军国大事皆由以吕大防和范纯仁为首的两府大臣决议。为了给病重的高滔滔祈福,朝廷决定大赦天下以期望能够以此感动上苍延续其性命。不过,参考之前与此类似的事件就会发现这样做基本上一点用也没有,那些大赦令无一例外地没能挽回宋朝那些官家的生命,高滔滔自然也不例外。

在临终之前,高滔滔在寝宫召见了两府的大臣并向他们交代了后事。她说:“今病势有加,与公等必不相见,且善辅佐官家。老身殁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之。”

从这话里我们应该看出高滔滔已经是自知命不久矣,而且她也决定准备在死后放权给哲宗让其亲政。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出她对朝廷未来政治局势的担忧,她的这个即将成人的孙子在政治立场上的表现让她感到很是不安,而这也从中证明了她的失败:九年时间的精心教育和朝夕相处都没能让她将赵煦给改造过来,反而越加助长了小皇帝的那颗叛逆之心,虽然这个少年一直都表现得看似很听话很低调。

说句或许不太恰当的话,从高滔滔的这番话里其实很明显地能够看出她根本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她在政治上不过就是一介普通的泛泛之辈。她改了神宗的国策和法度,可她却没有为自己培养出一个能够忠实于她的接班人,而且在明知自己的接班人会否定她的政治路线的情况下,她竟然把守住大旗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了一帮臣属的身上。这是属于典型的政治愚蠢行为,如此也可见她终究只是一个普通妇人,顶多就是一个大户人家里性格强势的女主事。

如果高滔滔真的是一个合格乃至优秀的政治家,那她绝不会让哲宗这个已经显露痕迹的“反骨仔”接替他执掌国政,毕竟政治斗争就意味着你死我活,哲宗如果将她的国策再度推翻就意味着她将在历史上“臭名昭着”,这一点在神宗皇帝的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高滔滔当政期间,神宗被认定为乱国之君,所以身为母亲的高滔滔要为子改过,而哲宗亲政后,神宗的形象又变成了神武有为之君,但宋高宗时期将北宋灭亡的根源归咎于熙宁变法,神宗再又成了被贬低的对象,他成了一个受人蒙蔽、志大才疏、心理脆弱、妄动干戈的浮薄之君,这便是宋朝的官方史书《神宗实录》前后三次被大规模修改的整个缘由和过程。

可以想象的是,如果哲宗没有早亡,那么赵构的天才父亲赵佶也就根本没有染指皇权的机会,他赵构也会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垢之中,他也就没有机会去篡改那份被哲宗所认可的《神宗实录》。说这话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说倘若哲宗能够正常的寿终正寝,那么神宗在历史上也就不会被否定,而高滔滔也绝无什么“女中尧舜”的美誉,司马光之流更是会被后世所唾弃。然而,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也是由活人来写的,哲宗的早亡最终给了赵构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否定他的祖父神宗皇帝。

兜了这么大的一个圈子,我们无非就是想说身为国家的领袖定然会在接班人的问题上慎之又慎,他绝对不会选一个反骨仔来做接班人,甚至是但凡被他有所怀疑的人都会被他排除在外。接班人必须是忠诚可靠的,至少表面上必须表现得忠诚可靠。殊不见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在当权之前对领袖表现得何其忠诚甚至是谄媚,如此才让他们赢得了领袖的信任并最终得以顺利接班,然后才有他们对各自领袖的反戈一击。

高滔滔明知哲宗“不可靠”却没有对此做出任何的防范措施,她寄希望一帮臣下能够制约皇帝从而维持她的国政方针显得是那么的幼稚可笑。再不济她也可以为哲宗再安排一个监护人,比如把神宗的正室向太后给提拔为新任的摄政太后,可她没有这样做。她明知自己死后国家恐有翻天覆地之变,明知自己生前所做的一切恐会被全盘否定,可她还是把权力交给了一个让他一点也不放心的接班人。对于一个政治家尤其是国家领袖而言,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

不客气地说,高滔滔或许在封建礼法上可以勉强称道,但在政治上却是极其愚蠢和幼稚,更是对她治下的这个国家不负责任。我们在这里说她顶多就是一个大户人家的主事妇人,这其实并无多大不妥,至于旧党给她的那个“女中尧舜”的评价则是滑天下之大稽。

在交代了政治遗言之后,高滔滔在这年的九月魂归冥府,宋朝从此开始真正地进入“哲宗时代”。

来看看旧党给高滔滔的盖棺定论:自垂帘以来,召用名臣,罢废新法苛政。临政九年,朝廷清明,华夏绥安。杜绝内降侥幸,裁抑外家私恩,文思院奉上之物,无问世细,终身不取其一。人以为女中尧舜。

能够被人比作尧舜,这可谓是极高、超高乃至绝高的评价,但高滔滔真的名副其实吗?还是那句话,作为一个国家的执政者和最高统治者,我们在给高滔滔做出评定的时候所参考的应该是她对这个国家和百姓都做了什么?

旧党的史官着重提到了高滔滔在摄政之后“杜绝内降侥幸,裁抑外家私恩,文思院奉上之物,无问世细,终身不取其一”,但这是什么?这只是高滔滔的私德,只是在说她对自己的外戚一族很是严格,说她没有对高氏一族大肆封官,可这难道不是她这个摄政太后应该做的吗?

再者说,高家人已经风光了一百年了,高家的历代祖先更是早在几十年前就被追封为王爵,高氏的后人们也个个都是京城里的富贵散人,难道说非要把这些人都提拔到实权部门当个大官才叫合乎常理吗?史书里另外还提到了她的节俭,说她对上贡之物从不流口水更是从来不伸手。恕我直言,身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有必要提什么节俭吗?有必要刻意强调她在物质上是否贪婪吗?整个天下都是她的,这节俭和贪婪从何说起呢?更何况以私德去定义一个“帝王”本身就是一种错误,因为帝王只论功过,凡人才论私德与善恶。

在当政之初,高滔滔或许是真的想让宋朝实现政治清明,具体而言就是让新旧两党实现政治和解从而共同为国出力。可是,随着司马光的回朝,随着旧党对神宗朝的全盘否定,历史的车轮就此完全脱离了高滔滔的掌控。对于司马光的一切所为,她无力阻止甚至是从中起到了帮凶的作用,她所期望的政治和解也就此彻底梦碎。非但如此,在蔡确的“车盖亭诗案”中,因为深觉自己受到冒犯的高滔滔更是亲自动手将宋朝的政治环境变得越发的恶劣。当变法派被彻底打倒之后,保守派随即陷入永无休止的各种内斗,至于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国计民生问题则是被他们弃之不顾,高滔滔对此同样无可奈何只能听之任之。可以说,在高滔滔当政的九年时间里,整个宋朝在社会层面上近乎于是一潭毫无生气的死水,唯独朝堂上的争斗一直都火光冲天,所谓的“朝廷清明”实在是不知所云。

再来说“华夏绥安”。事实上,在这九年里宋朝的西北边境就一直没有安宁过,这九年里西夏几乎每年都在越境挑衅并越来越嚣张。面对如此局面,宋朝的态度却是一味忍让,而且还恢复了对西夏的岁赐和边关贸易。更不可思议的是,宋朝一边被西夏人随意蹂躏,一边还主动将米脂等四座城池完完整整地交到了西夏的手里。凡此种种只为让西夏乖乖听话不再生事,倘若这样真的换来了两国之间的和平倒也罢了,可问题是西夏那边从来就没有老实过,反倒是宋朝一再严令边境各处宋军不得生事,哪怕是主动被攻击了也不得越境报复。那么,这到底算怎么一回事?在这方面,恐怕慈禧都会觉得自己在高滔滔的面前能够昂首挺胸一回吧?

内政上无力阻止和杜绝日益严重的各个派系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党争,经济上无所作为空吃老本,行政上对冗官问题导致财政耗损无计可施,为政上毫无大局和长远意识并动辄以个人喜恶来提拔和贬黜官员,对外政策上更是对西夏极至退让和妥协以求苟安。请问:如此之人怎么就和尧舜这类近乎完美的君王扯上了联系?

身为晚辈,对于自己的姨母兼婆婆曹太后毫无礼数;身为妻子,对自己的丈夫宋英宗霸道强悍;身为母亲,对自己刚刚过世的儿子宋神宗进行了全盘否定;身为婆婆,对自己的儿媳妇朱太妃极致苛刻;身为祖母,完全忽视哲宗本人的心性和需求强行以自己的方式将所谓的“爱”加诸于身。难道这就是尧舜当年的为人和为君之道?

如果说神宗留下的是一个国库充盈、军力强盛、农业发展、经济繁荣且政治思想高度统一的国家,那么高滔滔为哲宗留下的则是一个国库日益见底、军事萎靡、农业和经济原地踏步甚至是倒退且政治局势时刻都有可能发生爆炸的局面。她本该在神宗所打下的基础上为自己的孙子留下一个更加繁荣和稳定的帝国,可实际上却是留下了一个危机四伏的烂摊子等着他的这个年轻气盛且常年备受压制的孙子来为其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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