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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拉人的老树(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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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的冬天来得早,刚进十一月,风就像淬了冰的刀子,刮在脸上生疼,能顺着衣领往骨头缝里钻。我妈在镇上的罐头厂上班,上夜班,从晚上十点到凌晨六点,工资比白班多两块钱。就为这两块钱,她能顶着刺骨的寒风,在机器轰鸣的车间里站满八个小时。

我爸在外地的建筑队打工,一年回不了两趟家,寄回来的钱刚够糊口。我那时刚满三岁,话还说不利索,晚上离不开人,一睁眼看不见我妈就哭,哭得撕心裂肺。我妈没办法,只能每天带着我去上班,把我放在车间角落的藤椅上,盖着她那件打了三个补丁的旧棉袄,让我睡觉。棉袄上有股罐头厂特有的甜腥味,混着我妈的体温,成了我童年里最熟悉的味道。

罐头厂在镇子边缘,离我家有三里地,中间要穿过一片庄稼地。地里种着一排白杨树,是前几年厂里统一栽的,隔两米一棵,长得笔直,像插在地里的钢枪。树干刷着白石灰,从树根一直到两米高的地方,在黑夜里看过去,像一排穿着白大褂的人,静静地站在路边。

那段路没有路灯,只有月亮亮的时候才能看清路。我妈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前面的大梁上坐着我。她一只手紧紧抓着车把,另一只手穿过我的腋下,牢牢护着我,生怕我睡着时摔下去。车铃被她用红绳系着,一颠就“叮铃铃”地响,在空荡的夜里传出老远,能惊起路边草丛里的野兔子。

一开始没什么事。我大多时候在睡觉,头靠在我妈怀里,能听见她心脏“咚咚”的跳动声,像打鼓。偶尔醒了,就趴在我妈怀里,看路边的白杨树往后退,树干上的白石灰在月光下晃,像皮影戏里的影子,摇摇晃晃的。我妈嘴里哼着不成调的儿歌,“月儿光光,照地堂……”,脚蹬着自行车,链条“咔啦咔啦”地响,能盖过呼啸的风声。

直到那个周三。

那天凌晨下班,月亮躲在厚厚的云里,路黑得像泼了墨,伸手不见五指。自行车刚骑到白杨树中间那段,我突然醒了,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猛地抬起头,小手指着路边的一棵树,咿咿呀呀地喊:“爷爷……爷爷……”

我妈以为我在说胡话,夜班熬得她眼睛发涩,打了个哈欠,拍了拍我的屁股:“别闹,咱回家睡觉,天亮了给你煮鸡蛋。”

可我不依,小手使劲往那棵树的方向挣,胳膊肘撞到车把,自行车晃了一下。我的声音突然清楚了点,带着股莫名的兴奋:“树下……有爷爷……”

我妈心里咯噔一下,像被冰锥刺了下,顺着我指的方向看过去——那棵白杨树底下空荡荡的,只有风吹得树叶“哗哗”响,像有人在暗处拍手,拍得很急。路边的野草被风吹得贴在地上,露出光秃秃的黑土,啥都没有。

“哪有爷爷?净胡说。”她脚下使劲,想快点骑过去,车铃“叮铃铃”地响,却盖不住树叶的“哗哗”声。

可我像着了魔似的,在车大梁上扭来扭去,小身子滑溜溜的,差点从她怀里掉下去。我妈赶紧捏了刹车,自行车“吱呀”一声停在路边,她抱着我,就听见我指着那棵树,清清楚楚地说:“爷爷说……带我去逛街……买糖吃……”

那是我第一次说这么长的话,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我妈抱着我的手突然就凉了,后颈的汗毛全竖了起来,像有小虫子在爬。她抬头仔细看那棵树,树干上的白石灰被风吹掉了一块,露出里面的灰褐色,像张惨白的脸缺了块皮。树影在地上晃,被风吹得扭曲,像有个人蹲在那儿,缩着肩膀。

“不许胡说!”我妈声音有点抖,把我往怀里搂得更紧,勒得我有点喘不过气。她跨上自行车就往前冲,车铃被她按得“叮铃叮铃”乱响,像是在壮胆,又像是在跟谁示威。

我还在她怀里哭,嘴里一直喊着“爷爷等我”,眼泪鼻涕蹭了她一脖子。直到过了那片白杨树,闻到村口老王家的猪圈味,我才慢慢睡着,嘴角还挂着哭痕。

从那天起,每天经过那片白杨树,我都会准时醒过来。

不管之前睡得多沉,就算头天晚上哭闹到后半夜,只要自行车一进那排树的范围,车轮碾过铺着碎石的小路发出“咯吱”声,我就像被人掐了一把似的,猛地睁开眼,小手指向固定的那棵树——就是周三晚上指的那棵,在整排树的中间位置,比别的树粗一圈,树干上有个歪歪扭扭的疤,像被人用斧子砍过,又长好了。

“爷爷!爷爷在那儿!”我会挣着要下去,小短腿在车大梁上乱蹬,鞋都蹬掉了一只。“他说带买糖……橘子味的……”

我妈一开始还哄我,说那是树影,是风吹的树叶晃,可我根本不听,认准了树下有个“爷爷”。她后来就硬拽着,骑车骑得飞快,车铃响得能惊动半条街,可我还是能准确地指出那棵树,甚至能说出“爷爷在招手”“爷爷手里的糖纸是红的”。

有天晚上下着小雪,米粒大的雪粒子打在脸上,疼得像小针扎。路更滑了,自行车轮碾过结冰的路面,“吱溜”一下差点打滑。经过那棵树时,我突然从她怀里滑下去,像条小泥鳅,光着脚就往树底下冲,嘴里喊着:“爷爷牵……牵我……糖……”

我妈吓得魂都飞了,她本来就累得快虚脱,手忙脚乱地跳下车去追,忘了捏刹车,自行车“哐当”一声倒在地上,车把撞在石头上,歪了。雪粒子打在她脸上,疼得她眼睛都睁不开,只能看见我小小的身影在雪地里往前跑,像只迷途的小羊羔。

我跑得飞快,小鞋掉了一只也不管,脚踩在雪地里,冻得通红也不觉得。眼看就要扑到树干上——那树干在雪夜里泛着冷光,像根冰柱子——我妈一把抓住我的后衣领,把我像拎小猫似的提了起来。

我在她怀里拼命挣扎,哭得撕心裂肺:“放开我!爷爷等我呢!他说有糖吃!你不让我去!”我的小手乱挥,一巴掌打在我妈脸上,打得她脸生疼。

她抱着我往回跑,后背撞到倒在地上的自行车,疼得“嘶”了一声,可不敢停。跑到自行车边,她哆嗦着把我塞进车前面的横梁,用棉袄裹紧,只露出我的小脑袋。跨上车时,她的脚滑了一下,差点摔倒,好不容易才骑起来,骑得太急,车把歪着,差点撞到前面的树上。

那天晚上,我哭了一路,嗓子都哭哑了,最后哭累了,在我妈怀里抽抽噎噎地睡着。我妈也哭了,眼泪流到嘴角,又冰又咸,冻在脸上,像小冰碴。回到家,她把我放在炕上,烧了热水给我洗脚,发现我的脚踝上有几道淡淡的红印子,像被人用手指抓过的,不深,却看得清清楚楚。

“你看见的爷爷,长啥样啊?”她一边给我搓脚,一边问,声音抖得厉害,手在热水里泡着,还是冰凉的。

我抽抽噎噎地说:“戴帽子……蓝布衫……手里……有糖……”

“戴啥帽子?”她追问,眼睛盯着我的脚踝,红印子在灯光下有点发紫。

“黑的……圆圆的……”我用小手比划着,像个碗扣在头上。

“脸上呢?”

我想了想,小手在自己脸上划着:“皱皱的……像核桃……笑的时候……有坑……”

我妈没再问,只是抱着我,一夜没睡。她把家里的菜刀放在枕头底下,眼睛盯着窗户,窗外的风“呜呜”地叫,像有人在哭,又像有人在窗外磨牙。她总觉得窗户纸上有影子在晃,长长的,像个戴黑帽子的老头,弯腰往屋里看,鼻子都快贴到窗户上了。

第二天,她没去上班,请了假。厂长在电话里骂骂咧咧,说车间忙不过来,她只是嗯啊地应着,挂了电话就抱着我,去了厂里的会计家。会计张婶是个老太太,在厂里干了三十年,谁家的事都知道,谁家的锅底有几个补丁都清楚。

“张婶,问你个事。”我妈把我放在会计家的炕沿上,手还在抖,抓着我的胳膊,抓得很紧。“咱厂路边那排白杨树,中间那棵,就是有个疤的,你知道啥不?”

张婶正在纳鞋底,粗麻绳穿过厚厚的布,发出“嗤啦”声。她抬头看了我妈一眼,老花镜滑到鼻尖上:“咋了?那树咋了?招惹你了?”

“我家娃……这几天总说那树下有个爷爷,要带他走。”我妈咬着嘴唇,嘴唇都咬白了。“他说那爷爷戴黑帽子,穿蓝布衫,脸上皱皱的……跟核桃似的……”

张婶手里的针“啪”地掉在地上,针尖扎在她的布鞋上。她看着我妈,脸色白得像纸,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话。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捡起针,声音压得很低:“你……你说啥?戴黑帽子,蓝布衫?脸上皱得像核桃?”

“嗯。”我妈点点头,心沉到了底,像掉进了冰窟窿。

张婶往窗外看了一眼,赶紧把窗帘拉上,压低声音说:“那……那不是厂长他爹吗?前阵子刚走的,走的时候八十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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