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6章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2/2）
我算啥领导，包达一边往饭桌边上凑，一边摆手，我在苏美洋就是个面儿罩。
他对自己的认知倒是挺清晰。名义上是楚中天的近身，是陆景澄手下审讯科的副主任，是包家二荤铺的少东家——在哪个场子都能坐上席，但真要论实权，就像他自己说的，聊胜于无。不过苏美洋的规矩，面子就是最大的本钱，所以他才能在安置楼里混得跟在自己家似的，到处蹭饭。
这把锤子后来就一直放在韩三炮的战位旁边。三炮轮值的时候把它靠在胸墙上，换岗的时候也带着。别人问他为啥带个铁疙瘩，他说不上来，只是觉得万一枪卡壳了，手里总得有个东西。
板垣的白刃冲锋越来越频繁，苏美洋这边吃了几次亏。论单兵白刃功底，关东军常年练拼刺，动作简洁致命，三人一组背靠背配合，一个人捅正面吸引注意力，两个人从侧面同时出刀。苏美洋的守军大多是奉军的军阀兵出身，拼刺刀不是他们的长项，几次短兵相接，每次都要折损不少人。阵亡者的遗体被抬回来，躺在战壕底部，蒙上一块沾着泥浆的帆布——帆布不够用，有时候只能盖住脸，脚还露在外面。
前线士气渐渐低沉。楚中天让包达去组织些好手到一线支援。包达第一个就去找了韩三炮。
所以本应该负责内部防务的韩三炮班组，就出现在了一线的战壕里。
炮击的扬尘刚起，日军的冲锋小队就到了半途。包达从战壕里窜出来，一刀砍在身前，嘴里还在嚷嚷：三炮！你照顾一下我这个残疾人！一瘸一拐，健步如飞。
韩三炮没回话。他左手握着步枪，大踏步冲了出去。有人说过，身大力不亏。三炮骨架宽大，肩背厚实，在战壕里蹲着的时候像一头蜷在洞里的熊，一旦站起来，整个人就压过了胸墙的高度。他跨出的第一步踩进弹坑边缘的松土里，靴底碾碎了半截埋在土里的弹片；第二步蹬在冻土硬壳上，脚下传来咔嚓一声脆响，整个人借力冲了出去，速度快得让他身后的人都愣了一下。
第一个日军冲到他面前。钢盔下是一张年轻的脸，嘴唇紧抿，双手握枪，刺刀斜指三炮胸口。三炮左手步枪往外一拨，刺刀偏开——紧接着右手抡起那把重达八斤的钢锤，结结实实地砸在对方钢盔顶上。
钢盔直接被砸出了一个凹坑，凹坑的中心裂开了一道口子，血和脑浆从裂口里喷涌而出，顺着三炮的肩膀往下淌，暗红色的液体在军装的粗布面上洇开，温热，黏稠，带着一股铁锈般的腥味。
三炮没停步。他就这么一手拨开刺刀、一手抡锤砸下去，横冲直撞，一路无人能挡。有日军从侧面冲过来，刺刀直刺他的腰侧，他侧身闪过，锤子横扫回去，正砸在那人的肩膀上。肩胛骨的碎裂声被爆炸声掩盖了，但那人身体一歪、手臂软塌塌垂下去的样子，所有人都看见了。三炮从两具尸体之间跨过去，脚下踩过钢盔帽檐上那枚铜质五芒星，五芒星被踩变了形，嵌进冻土的裂缝里，又被后来人的军靴踩得更深。
郭老西儿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骂骂咧咧地从战壕里跃出：认识你们俩王八蛋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话音没落，他已经跟在包达身后，刺刀撞上了日军的步枪，两个人刀对刀地绞在一起，刀刃摩擦发出刺耳的金属刮擦声。
孙国栋缩在战壕里。他的步枪架在胸墙上，枪托抵着肩膀，左眼贴在照门后方。他的任务不是冲锋，是盯着对面战壕，防止有人放冷枪打中正在冲锋的人。他的嘴里叼着一块肉饼——不是那种家里烙的肉馅饼，而是苏美洋食品厂专门给前线士兵补充营养的压缩肉饼。长条形，用碎肉压制成型，加了盐和糖，嚼起来又硬又咸，但吞下去之后胃里是实打实的。
楚中天答应过他，说给他带肉吃。第二天，后勤的人就扛着几箱压缩肉饼送上了前线。楚中天只说了一句话：管够。于是孙国栋的嘴里就永远叼着一块肉饼，蹲在战壕里嚼着，瞄准着，把对面战壕里每一个探头的钢盔都记在小本子上。他记的是一排排字，每个字代表一个被他打掉的目标。本子的纸张已经被翻卷了边，铅笔头短得只能捏在指尖，但他的字迹依然工整得可怕。
今天，楚中天不在前线。作战室里有事情。
德米特里·沃尔科夫站在苏美洋作战室的中央，身姿挺拔得像一根钉进水泥地里的钢筋。他是苏联远东志愿团苏美洋苏联教导团的总政委，负责全团的政治督导和军事训练。这位高大魁梧的苏联人此刻没有披着他那件标志性的军大衣，只穿着深棕色的呢料军装，腰间佩着手枪，肩章上的红星在灯光下泛着暗哑的光泽。他的颧骨很高，眼窝深陷，面部有常年在战壕里磨出来的风霜痕迹——那是1918年到1920年在白俄战场上留下的，他的左耳在彼尔姆战役中被弹片削掉了一小块，至今缺着一个半月形的豁口。他说话的时候，整个作战室都安静了下来。
郭司令！沃尔科夫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像从胸腔底部顶出来的，带着一股压不住的韧劲，苏联教导团全体官兵请求参战。
他的中文带着浓重的俄语口音，但语法工整，用词准确，一听就是在苏美洋待了足够久的那种外国人——足够久到把这里的战士当成了自己的兵，把这座城当成了自己的阵地。我们不是只会教人走队列、教人开枪、教人装炮弹！我们也是军人！是苏美洋的军人！
郭松龄站在作战桌前，一只手按着摊开的前线地图，另一只手无意识地摩挲着腰带上的铜扣。他有些头疼。
不是对沃尔科夫有什么意见，恰恰相反，他太清楚教导团这些人是什么成色了——从苏俄内战打出来的老兵，白俄战场上流过血，远东的冻土上蹲过战壕，论堑壕白刃战的经验，整个苏美洋没人比他们更熟。
但问题不在这里。沃尔科夫先生，郭松龄斟酌着用词，他的手指在地图上轻轻敲了两下，你们当然是苏美洋的人。从远东志愿团成立那天起，你们就是。但你同时也是苏联军人。你们如果直接参战——他顿了顿，没有说下去。后半句话不需要说，在场的人都明白：苏联人直接出现在对日战场上，这个责任太大，大到不是他郭松龄一个前敌总指挥能承担的。
沃尔科夫身后，亚历山大·库兹涅佐夫往前迈了一步。这位教导团的副政委是个火爆性子，说话直来直去，从不拐弯。
天知道一个如此性情的人是怎么被安排去负责高级政工督导工作的——也许是在苏俄内战时，他的政委经历让他学会了在战壕里跟士兵一起冲锋，而不是坐在后方念文件。
他的个子比沃尔科夫矮半头，但肩膀更宽，脖子更粗，整个人像一截被火药熏黑的炮管。郭司令，他的声音比沃尔科夫高了一截，语气里带着不加掩饰的急切，那谁能下这个决定？是楚天王吗？说完，他转头看向站在窗边的楚中天。
楚中天背靠着窗台站着，手里夹着一支烟，烟灰积了半截，摇摇欲坠。他没有看库兹涅佐夫，也没有看沃尔科夫。
他的目光落在作战室墙上那幅巨大的苏美洋布防图上，但他的心思显然不在那里。他在等一个声音。不是作战室里任何一个人的声音——是万里之外，大洋彼岸，马掌望台庄园里那台无线电发报机另一头的声音。
库兹涅佐夫身后还站着一个人。谢尔盖·马尔琴科，教导团基层政委，沉默寡言，平时开会几乎不开口。但他今天开口了。他的声音很轻，不像沃尔科夫那样沉稳，不像库兹涅佐夫那样火爆，更像是一声积压了很久的叹息。
楚天王，他说，语速很慢，像是在边想边说，我在一线蹲了三天——不是坐在指挥所里看报告的蹲法，是趴在前沿战壕的胸墙上，跟士兵们一起挨炮弹的那种蹲法。他的袖口还沾着泥浆，指甲缝里嵌着黑色的冻土，那是从前线下来之后还没来得及洗掉的。
前线的白刃战打得很惨。每一次日本人冲上来，我们都要用刺刀把他们顶回去。顶回去一次，折几个弟兄；顶回去十次，折十几个。我也算打过不少堑壕仗——在佩列科普打弗兰格尔的时候，在喀琅施塔得平叛的时候——这种仗，我们擅长。我们都是老兵，不该蹲在后方等着年轻人用命填，而自己只在训练场上喊口令。
楚中天还是没有说话。他把烟叼在嘴里，腾出双手，从窗台上拿起一盒火柴，抽出一根，划了一下，没着；又划了一下，火苗噗地跳起来，映亮他下巴上没刮干净的胡茬。他凑着火柴点燃了烟，深深吸了一口，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在窗玻璃上糊了一层薄薄的白雾。
白刃冲锋的呐喊声从南边隐隐传来，被风吹散了，又被风送回来，断断续续，听不真切。但每个人都知道那声音意味着什么。
楚中天把剩下的大半截烟在烟灰缸里重重捻灭，烟灰缸底已经堆满了烟头，有些是今天的，有些是昨天的，都混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的。他抬起头，没有看任何人，只是对着空气说了一句：我给大哥发个电报问问。
这句话说得很轻，但作战室里每个人都听到了。郭松龄按在地图上的手指停住了。沃尔科夫挺直的腰板微微松了一线。库兹涅佐夫张了张嘴，想说什么，被马尔琴科在身后轻轻拉了一下袖子。
楚中天已经转身往外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步，回过头，目光扫过作战室里每一个人的脸。
他的表情很平静，看不出什么波澜，但他接下来说的话很慢，像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掏：在收到回电之前，任何人都不能下达苏联教导团参战的命令。你们可以去前线看看，但不要带武器——去了，看了，回来告诉我。我大哥在太平洋那头，他是苏美洋的老板。他点了头，我带你们一起冲；他不点头，楚中天把烟头丢在地上，用脚尖碾灭，咱们就接着蹲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