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0章 人定胜天（2/2）

芬恩倒是挺淡定。他挑起几根面条，吹了吹热气，送进嘴里，嚼了两下，咽了，才抬眼看向楚中天：“筷子捏折了，你拿手抓着吃啊？”他语气平得像是在说一件跟他自己的午觉不相干的事，但他的声音放得比刚才低了些，像是想让那句话落到楚中天的耳朵里时尽量不带着边缘上的毛刺，又像是给自己先说出来的话留一道接口，“吃完饭，你去海子里说一声吧。不过我估计他们应该是已经知道了的，只不过摸不清底。”

楚中天低着头，看着自己手里那两截断筷，沉默了一会儿。断口处翘起的木茬扎着他的指腹，他没有立刻松开，像是要把这半截筷子在指尖上多停一会儿，才能记住它折断的手感。他放下断筷，从筷子笼里重新抽了一双新的，在桌面上顿齐了，说了一句：“我知道了。”声音比刚才稳了一些，像是那截断筷已经替他泄了一道他没来得及安排出口的劲。

芬恩低头吃了几口面，然后放下筷子，端起桌上的汤碗喝了一口。碗沿搁回桌面的时候他抬起头，像是那口汤帮他理清了一个念头：“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收拾收拾，咱们去东北吧。大兴安岭有的是吃食，咱们俩老东西就不在城里跟人抢粮食了。”他顿了一下，手指在桌沿上虚虚一划，划出一道从北京往东北方向去的斜线，“你去海子的时候顺便说一下。”

楚中天沉默了一会儿，看着自己面前那碗还没怎么动过的面，他拿起筷子夹了几根，送进嘴里嚼了，咽下去之后才点了点头。

与此同时，香港正被另一场风暴盯上。

东南沿海的台风共有五次，其中有两场影响到了香港。南海生成的威尔达台风，七月六日在惠来登陆，强度为热带风暴级，过程雨量九十四点七毫米。街面上积水漫过脚踝，排水沟里漂着折断了半边翅膀的纸壳和从巷口冲下来的旧布鞋，穿胶鞋的行人在屋檐下站了半个钟头，等水退了两寸才继续赶路。

但真正让整座城市绷紧的，是九月这一场。

九月七日，吕宋以东生成台风娜拉，进入南海后向北偏西的方向移动。九月十日晨二时，台风中心在香港以南约两百公里的海面上，中央气象台发出了紧急警报，预计在“宝安到阳江之间登陆”。九龙东端的民居里，有人连夜用木板封了窗，把晾衣绳上没收的衣服拽下来塞进屋里；码头边的货栈提前拉上了铁皮卷闸门。维港海面上的涌浪开始变得不规律，像是有人在海底翻动一层看不见的厚棉被。风从海面上灌进太平山半腰的窄巷里，贴着墙根钻过门缝，把巷口的布幌子吹得平着伸了出去。

山顶普乐道，陈学文那栋别墅的院子里，气压计的水银柱已经掉到了九百七十九百帕。风还不太大，但那棵老榕树的树冠已经被压成了一个方向，叶片在午后的光线里翻出浅灰色的背面，边缘不停地往同一侧偏过去。陈学文站在院子里看了一眼那棵老榕树，然后转身进了书房。他把那件旧呢子袍子披上，走到墙角那只气压计前面，弯腰看了看刻度，伸出食指在那道裂了缝的玻璃格上敲了一下。黄铜的外壳发出很轻的“叮”声，像是一面老钟在提醒一个快要迟到的约定，玻璃裂痕周围的水银柱在柱身中缓缓降了一格。

陈学文直起身，想了想，转头对站在门口的管家说了一句：“把地窖那瓶一九四五年木桐醒上。阿祖今晚可能会来。”他的语气很平，像是在说一件他已经算过、不需要再复核的事。管家愣了一下，想说什么，看了陈学文一眼，见他站在气压计旁边，日光从背后的窗户照进来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把他整个人衬得有些薄，像是站在一扇半开的门前面。管家转身去酒窖了，脚步声在走廊里越来越轻。

陈学文慢慢走上露台，扶着栏杆站定。夜色已经彻底沉下来了，风从山脚灌上来，一阵比一阵急，吹得他呢子袍子的下摆往后飘。他看见山下青灰色的维多利亚港上涌起的浪头已经连成了片，一层叠着一层朝岸边推过来，在防波堤上撞碎成白沫；浪声隔了半座山传上来，被风裁成一段一段的，还没落稳就散了。普乐道那几棵老榕树的树冠在风里压得更低了，枝条被扯向同一个方向，枝叶摩擦的声音在空旷的夜色里像是一列正在驶过深冬隧道的火车，又像是有人在远处反复拉着一张不能松手也不能合拢的弓。

夜里十点过后，台风娜拉达到最接近香港的距离。山顶的阵风飙到了一百四十公里每小时。风从普乐道那排老树的树冠之间灌进去，贴着地面的缝隙往别墅的砖墙方向挤过来，西北角那扇老木窗的插销早就松了，此刻被风像开合器一样反复掀动，每一次吹开都带进一阵长长的、打着旋的啸音，撞上窗框之后又反弹回院子里，像是有谁在门外站了很久了，隔一会儿就用力推一下那扇半掩的木门。壁炉里的烟被风压得倒灌回来，炭火在炉膛里被逼得翻了几翻。陈学文靠在沙发上，裹着那条灰毛毯，咳嗽了半分钟，咳完他拿手背蹭了一下嘴角，手背上有一丝很淡的血痕。他低头看了一眼，没有擦，只是把毛毯往上拉了拉，盖住了自己搭在膝盖上的那只手。

李祖推门进来的时候，风从门缝里挤进来，把他身后的灯影晃了一下。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风衣，衣摆和肩膀上的面料被雨水洇出一道一道的深色水痕，水珠顺着衣领往下淌。他看见陈学文裹着毛毯靠在沙发上，先看了他一眼，然后转身对跟着进来的楚河说了一句：“开车，去医院。”楚河没有多问，转身去发动车子了。

陈学文入院时体温三十八点二度。对于一个近八十岁的老人，这已经是需要密切关注的临界值了。走廊里的日光灯管有一根坏了，忽明忽暗地闪，每隔几秒暗下去又亮起来，把护士站的台面和墙上挂着的值班表照得一明一灭。护士先给他测了血氧，又上了心电监护仪，电极片贴在他胸腔和肋骨的侧面上，他低头看了一眼那些延伸出来的导线和附着在导线末端的小装置，又抬起目光，看护士怎么调整氧气管的接头，没再说话。

到了后半夜，体温降下来了一些。负责值班的护士在记录单上写了个折返的曲线，把笔搁在病历夹面上，又看了一眼监护仪上的数值，确认没有波动，才把灯调暗了退出去。

陈学文醒的时候，天还没有亮透。病房的窗帘拉了一半，窗玻璃上挂着一层从关紧的窗缝里渗进来的薄水汽。他侧过头，看见守在床边的是他的三儿子陈振华。陈振华坐在那张靠墙的硬木椅子上，手里攥着一只削了一半的苹果，刀停在苹果皮和果肉之间，还没切断，像是他削到一半看见父亲醒了，手就停住了。苹果皮从刀口处垂下来，薄薄一圈，带着一点果肉的边角，挂在指节旁边微微晃荡着。他眨了一下眼，往陈学文那边凑了凑：“阿祖刚走，他说那瓶木桐等你好了再开。”

陈学文拧过头，看见床头柜上搁着那瓶一九四五年木桐。酒瓶外裹着一层旧包装纸，边角已经被揭开了，露出底下深色的瓶身，酒标上贴着几片残存的红印，看得不太清楚了。他收回目光，没有再去拧，只是把视线平平地落回床头柜边沿的某个角度上，咧着嘴笑了一下，像是有什么话在嘴角边挂住了，又轻轻放下来，没出声，也没再侧过头看那扇已经合拢的病房门。病房外的走廊里，夜班护士刚从护士站打完一页记录，翻完那页纸，把它压回值班日志的夹面里，日光灯管在头顶轻轻响了一声。窗外维多利亚港的风雨比夜里小了一些，雨线从窗玻璃上滑过的声音也渐渐轻下去了，像是有人在远处慢慢松开了一只攥了一整夜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