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0章 在行走中（2/2）

他把处方笺从口袋里掏出来，展开。阳光照在上面，照得那张纸半透明的，像一块薄冰，像一片快要化掉的雪，像一层马上就会被风吹走的、留不住的、什么都不是的东西。

“腰椎压缩性骨折术后改变，建议全休三个月。避免负重，避免剧烈活动，避免……”

他把处方笺叠起来，叠成一个很小的方块，小到能藏在手心里，小到别人看不见，小到连他自己都快感觉不到了。但他知道它在，就像他知道他的腰在，就像他知道那块预制板在，就像他知道有些事情不是你不看它、它就不在了。

他把那个小方块塞进口袋最深处，塞到和那两个铜板挨在一起。铜板很凉，纸很薄，凉的和薄的贴在一起，凉的不那么凉了，薄的不那么薄了，它们互相靠着，像两个在路上遇见的人，不认识，但走的是同一条路，去的可能是同一个地方。

远处传来集合的哨声，长长短短的，三长两短，是收操的信号。操场上的人声渐渐散了，脚步声、说笑声、水壶碰着腰带的叮当声，从各个方向散开去，散进不同的宿舍，散进不同的连队，散进不同的夜晚。

王飞坐在石头上没动。他不想回去。回去就是熄灯，熄灯就是躺下，躺下就是闭上眼睛，闭上眼睛就是那个废墟，就是那块预制板，就是那个橘红色的天空。那些东西在等着他，每天晚上都在等着他，像一群有耐心的、不着急的、知道他会来的、已经等了他很久的、还能继续等下去的人。

天一点一点地暗下来。先是远处的山看不清了，然后是杨树看不清了，然后是河沟里的石头看不清了，最后连自己的手都看不清了。他坐在黑暗里，像一个被世界忘了收回去的、放在那里的、没人要的、不知道还有什么用的东西。

但他没动。

他想起下午在邮局寄出的那封信，想起信封上丽媚的字，想起那个被他撕开的口子。他不知道信现在到哪里了，是在镇上的邮袋里，还是在县城的转运站里，还是在某个他不知道名字的、他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去的、连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站的桌子上。他不知道信在走的时候是白天还是黑夜，是有太阳还是有月亮，是晴天还是雨天。他不知道信会不会被人忘了，会不会被塞在哪个角落里，会不会被积压在某个人忘了打开的抽屉里，会不会在某辆抛锚的车上等上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个月，等到发霉，等到变色，等到连他自己都快不记得自己寄过这封信了。

但他知道信在路上。

他在路上，信也在路上。信往西走，他不知道自己在往哪个方向走。他坐在这里，面朝西，面朝着信去的那个方向，面朝着临汾的方向，面朝着丽媚的方向。他不知道丽媚现在在干什么，是在教导队的操场上跑圈，还是在宿舍里写信，还是已经躺下了，还是和他一样，躺下了但没睡着，没睡着但闭着眼睛，闭着眼睛但脑子里全是东西，脑子里全是东西但什么都不敢想，什么都不敢想因为一想就会想很多，一想很多就会睡不着，睡不着就会想更多，想更多就会更睡不着。

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

往回走的路上，他经过营部，营部的灯还亮着，韩教导员的影子映在窗户上，一动不动，像一棵种在花盆里的、养了很久的、根已经长满了花盆的、换不了盆也挪不了地方的植物。

他经过炊事班，炊事班的人在准备明天的早饭，案板上传来咚咚咚的切菜声，有节奏的，不急不躁的，像心跳，像脚步，像一个在赶路的人的心跳和脚步。

他经过宿舍楼，楼里有人在高声说笑，有人在放收音机，收音机里在放一首歌，歌是甜的，甜得像一块刚从供销社买回来的、用油纸包着的、还没拆开的水果糖。他不知道那首歌叫什么名字，但他觉得好听，好听得让他想停下来听一会儿，好听得让他想起丽媚，想起丽媚不是想起她的样子、她的声音、她的字，而是想起那种感觉——那种你在路上走着、你知道有人在等你的感觉。

他走回宿舍的时候，刘副班长正在铺被子。刘副班长看见他进来，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个笑不大，但真，真得像一块石头，真得像一锹土，真得像一声集合哨，真得像一句“排长，你早点回来”。

“排长，你回来了。”刘副班长说。

“回来了。”王飞说。

他走到自己的铺位前，脱下外衣，把那张请假条从口袋里掏出来，看了最后一眼，然后把它放在枕头底下。处方笺和地图也放在枕头底下，铜板放在床头柜上。他把东西放好，坐下来，开始脱鞋。

刘副班长在那边窸窸窣窣地钻进了被窝，探出头来，小声说了一句：“排长，明天你还走吗？”

王飞的手停在鞋带上。他想了一会儿，时间不长，大概三四秒钟。但那三四秒钟里，他想了很多东西，想到了韩教导员的背影，想到了小周的眼睛，想到了老梁伸出的三根手指头，想到了丽媚信上那个被钢笔尖戳破的小洞，想到了那块预制板。

“走。”他说。

刘副班长没有再说话。他把被子拉到下巴，翻了个身，面朝墙壁，不动了。王飞知道他没睡着，因为他翻身的动作太轻了，轻得不像是真的想翻身，轻得像是在做一个动作，一个“我睡了、你可以不用管我了”的动作，一个“我知道你要走、我不想拦你、但我也不想看着你走”的动作。

王飞躺下来，面朝上，两只手放在身体两侧。他的腰一碰到床板就开始酸，酸得他闭上眼睛，酸得他咬紧牙关，酸得他把两只手攥成了拳头。他攥得很紧，紧到指甲嵌进肉里，紧到掌心被掐出四个深深的印子，紧到那点疼能盖过那点酸，哪怕只是一点点，哪怕只是一小会儿，哪怕只是让他能喘一口气、能想一件别的事、能不去想那块预制板。

闭上眼睛以后，他看见了丽媚。

不是现在的丽媚，是他第一次见到的丽媚。那天是秋天，他刚入伍第二年，在分区参加骨干集训。丽媚是分区卫生队的兵，穿着军装，头发塞在帽子里，从远处看像一个假小子。走近了才发现她的眼睛很亮，亮得像两颗刚从水里捞出来的、还没擦干的、还在往下滴水的黑葡萄。

她给他量血压。血压计的袖带绑在他胳膊上，她一边打气一边问：“紧不紧？”

“不紧。”

她又打了几下，又问：“紧不紧？”

“不紧。”

她抬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有笑，但不是笑他，是笑他说谎说得太明显了。她说：“你这个人，连紧不紧都不说实话。”

那是她跟他说的第一句话。他记住了，记了这么多年，记到现在，记到他的腰坏了、他的腿不灵便了、他的身体里多了三块钢板和十几根钉子的时候，他还记得。

他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壁是白的，白得发灰，灰得发暗，暗得像一口倒扣过来的锅，像一片没有星星的天，像一条走了很久很久还没走到头的、不知道还有多远的、不知道还要走多久的路。

信在路上。

他在路上。

明天他也要上路了。不是去比武的路，不是去临汾的路，是一条他还没想清楚的路。那条路叫什么名字，通向哪里，要走多久，他不知道。他只知道那条路的起点是这里，是他躺着的这张床，是他压着的这块床板，是他住了三年的这间宿舍，是他待了八年的这支部队。

终点在哪里，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他得走。不走不行。不是因为有人在等他，不是因为有人在催他，不是因为有人在背后推他。是因为他自己要走。是他自己觉得，他该走了。是他自己觉得，他不能再在这里待下去了。不是这里不好，在行走中是这里太好，好到他怕自己会忘了，忘了自己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自己了，忘了自己的腰里多了三块钢板，忘了那块预制板压下来的时候他听到的那声脆响，忘了那个声音不是别的东西碎掉的声音，是他自己的骨头碎掉的声音。

他闭上眼睛，把被子拉过头顶。

被子里很黑，黑得像一个山洞，黑得像一口井，黑得像一个什么都能装得下的、什么都能藏得住的、什么都能忘掉的、安静的地方。

他在那个安静的地方待了很久，久到他以为自己已经睡着了，久到他开始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的，像一只拳头在捶一堵墙，捶不破，但还在捶，还在捶，还在捶。

心跳声里，他听见了另外的声音。

是脚步声。很多人的脚步声，整齐的，不整齐的，快走的，慢跑的，穿着解放鞋踩在土路上的，穿着胶鞋踩在柏油路上的，穿着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的。那些脚步声叠在一起，响成一片，像一条河，一条很宽很宽的、流得很急的、谁都不能让它停下来的河。

他也是那条河里的一滴水。一滴不知道自己会流到哪里去的水，一滴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在半路上干掉的水，一滴不知道自己干掉了以后还有没有人记得它存在过的水。但他是一滴水，他在河里，他和所有的水一起流着，流着，流着。

流到天亮。

窗外的天从黑变成灰，从灰变成白，从白变成那种说不清是什么颜色的、介于亮和暗之间的、介于醒和睡之间的、什么都可能发生但什么还没发生的颜色。

起床号响了。

这一次，他没有犹豫。他坐起来，把被子叠好，把枕头底下那三样东西拿出来，揣进口袋。他穿好衣服，穿好鞋，系好鞋带。他走到镜子前看了看自己，镜子里的那个人他不认识，不像是他，像是一个站在他身后的、和他长得很像的、但又不是他的、一个陌生人。

他对着那个陌生人点了点头，然后转身，推开门，走了出去。

门外，天还没亮透。

但东边的天上，已经有了一线光，细细的，黄黄的，像一条刚被水画上去的、还没干的、还在往下淌的线。那条线慢慢地变宽，慢慢地变亮，慢慢地从黄色变成金色，从金色变成那种亮得让人睁不开眼、亮得让人想哭、亮得让人觉得自己还能再走一程的白色。

王飞朝着那片白色走过去。

步子不大不小，不急不慢，像一个在量路的人，像一个在算日子的人，像一个在丈量自己和什么东西之间的距离的人。

他不知道那个距离有多远。

但他知道，他在走。

走，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