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1章 新春座谈会 一（1/2）

上海之行结束了。

从上海回到北大，徐辰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便投入到了另一场规格更高、性质更严肃的准备中。

那就是即将召开的“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战略座谈会”。

徐辰坐在椅子上，翻看着手里那份通过机要渠道送达的会议手册，心里暗自感叹。

这种规格的座谈会，早已脱离了单纯的学术研讨范畴，它是大国意志在科技领域的具象化。

这种高级别的座谈会，通常由三方势力构成：

第一方是“出卷人”，也就是官方。主要是科技部、工信部的大佬，他们负责制定宏观目标。

在这些决定未来十年国运的决策者眼中，技术细节可以模糊，但战略方向必须清晰。比如，他们会问：2030年我们的算力成本能不能降下一半？我们的AI逻辑推理能不能不再依赖昂贵的、动辄被“卡脖子”的H100？

第二方是“答题人”，也就是产业代表。华为海思、字节跳动、通义实验室、月之暗面……这些大厂的CTO或CEO会坐在一起，一边诉苦说技术难、算力贵，一边伸手要政策、要扶持。

第三方则是“判卷人”，也就是技术顾问。这一组通常由院士和顶级科学家组成，负责从理论层面评估：这些大厂吹的牛逼能不能实现？这个技术路线到底靠不靠谱？

他们是最后一道防火墙，防止国家战略被忽悠进死胡同。

而十九岁的徐辰，被安排在了第三组：技术顾问。

虽然他没有头衔，没有行政级别，但他手里握着SLRM的原始定义权。

不过徐辰发现自已其实没什么好准备的。

SLRM的核心逻辑已经全部写在论文里了，剩下的就是产业界的“魔改”和“工程化”。

这就好比他已经把“核聚变”的公式写在了黑板上，至于怎么造出那个耐高温的炉子，那是工程师们该秃头的事情。

徐辰并不完全清楚的是，他参加会议本身，其象征意义就已经超越了学术讨论的范畴。

这种高级别座谈会向来遵循“半公开”的原则——虽然具体的会议纪要被列入绝密，但参会名单以及部分经过剪辑的现场影像，往往会通过当晚的《新闻联播》或主流官媒释放给全球。

在国际博弈的棋局中，这种涉及国家意志的会议，开会本身就是一种极其强烈的“风向标”信号。

虽然徐辰对产业界并不了解，能提供的技术建议也不多，但官方需要的，正是他坐在这个位置上。

这就好比在我国航天工程的电视直播中，镜头总会不经意地扫过那些二十出头、却身居关键岗位的年轻总师助理。这种近乎“断层式”的年轻形象，本身就是一种极具威慑力的软实力输出：它在向外界传达一个恐怖的信号——这个国家的科技根基不仅深厚，而且其未来拥有无限的容错率与可能性。

徐辰坐在那里，不需要多说什么，他就是中国AI新生代的代表。

十九岁的年纪，坐在一群五十岁的院士和CEO中间，这种视觉上的冲击力，远比任何技术参数都更能振奋人心，也更让对手感到不安。

……

出发的前几天，徐辰再次收到了参会流程的确认通知。

那是一套极尽详实的指引：从几点几分在哪辆车等候，到会议室的座位编号，甚至是茶歇期间的走位，都有一套严密的逻辑。

1月8日，座谈会正式开始的前两天。

按照华国开会的“传统艺术”，这种决定性的大会，必然会伴随着一系列的“会前会”。

俗称：对口型。

毕竟，正式会议上是有部级甚至更高级别的领导要听取汇报的。万一专家和企业家在现场吵得不可开交，或者技术路线出现了南辕北辙的争论，那不仅是效率问题，更是“政治定力”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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