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章 巡堤问水安黎庶 赈灾抚民固邦基（1/2）

乾隆帝执政六十载，始终以“民为邦本、水利为民生之要”为治政核心，尤其重视河工治理与灾民赈济。无论是南巡途中亲赴黄淮、运河、海塘视察河工，还是面对水旱蝗灾时紧急调拨粮草、安置流民，他皆躬身亲为、统筹调度，既以雷霆手段整治河工积弊，又以仁政温情抚慰受灾百姓。其中，乾隆十六年首次南巡视察黄淮河工、乾隆二十二年巡视徐州河汛、乾隆三十一年赈济山东河南水灾等举措，尤为典型，彰显了“治河以安民、赈灾以固本”的治国理念，成为康乾盛世“保民生、安天下”的生动写照，也奠定了清代中期河工治理与灾荒救济的基本范式。

一、河工为重：千年水患的治理之困

清代中期，黄河、淮河、运河及江浙海塘，既是维系国家漕运、灌溉民生的“生命线”，也是常年侵扰百姓的“心腹大患”。黄河自明末以来，因改道频繁、堤坝失修，下游河道淤塞严重，每到汛期，黄淮交汇处的高家堰、洪泽湖一带便极易决堤，淹没苏北、皖北大片农田，吞噬百姓家园；运河作为漕运要道，淤塞、溃堤问题时有发生，直接影响江南财赋运往北京，关乎国家财政命脉；浙江海宁海塘则常年遭受钱塘江大潮侵袭，堤坝屡修屡毁，沿岸百姓饱受潮患之苦。

康熙朝虽大力整治河工，任命靳辅、陈潢等能臣治理黄河、运河，取得“黄淮安澜、漕运畅通”的成效，但历经雍正朝至乾隆初年数十年风雨，河工设施老化、淤塞加剧，加之部分河道官员贪腐懈怠、治理不力，河工积弊日益凸显。乾隆帝登基后，深知“河工不修，则水患不止；水患不止，则民生不宁”，将河工治理提升至“治国安邦第一要务”的高度，多次在朝堂上强调：“朕临御以来，念切民生，凡关系水利农田之事，无不时时加意。黄河为患已久，淮、运相依，海塘屏障，皆须亲历巡查，方知症结所在，方能对症下药。”

彼时的河工困境，不仅在于自然水患的肆虐，更在于人为治理的弊端：一是官员贪腐，河工拨款被层层克扣，堤坝修缮偷工减料，“治河银钱，半入私囊”，导致工程质量低下；二是权责不清，河道总督、地方督抚、漕运官员相互推诿，遇险情无人牵头负责；三是技术落后，堤坝修筑仍沿用传统夯土工艺，抵御洪水能力薄弱；四是百姓漠视，部分百姓为短期利益，在河道旁开垦种地、砍伐防洪林木，加剧了河工隐患。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乾隆帝决心打破积弊，亲自视察河工、制定治理方略，同时建立严格的河工管理制度，严惩贪腐官员，确保河工治理落到实处。而视察河工的最佳时机，便是南巡途中——既能沿途查看黄淮、运河、海塘的实际情况，又能现场办公、调度官员，及时解决治理难题，这也成为乾隆帝多次南巡的核心动因之一。

二、亲巡河工：躬身问水，力除积弊

乾隆帝一生六次南巡，每一次都将“视察河工”作为核心要务，其中首次南巡（乾隆十六年）、第二次南巡（乾隆二十二年）、第四次南巡（乾隆三十年）对河工的视察最为深入，解决的问题也最为关键。他摒弃“深宫决策”的弊端，躬身抵达河工一线，登堤坝、查河道、问民情、斥贪官，以“亲力亲为、求真务实”的态度，推动河工治理取得突破性成效。

乾隆十六年：首巡黄淮，定高家堰修缮之策

乾隆十六年（1751年）二月，乾隆帝首次南巡抵达江苏徐州，直奔黄淮交汇处的高家堰——这里是黄河、淮河、洪泽湖的咽喉地带，也是水患最频繁的区域。彼时，高家堰堤坝因年久失修，多处出现溃口隐患，洪泽湖水位上涨时，湖水倒灌，淹没苏北大片农田，百姓流离失所。乾隆帝抵达后，未顾上行宫休整，便带着河道总督高斌、江苏巡抚庄有恭等官员，登上高家堰堤坝，徒步巡查十余里，仔细查看堤坝的破损情况，询问当地百姓水患肆虐的惨状。

在巡查过程中，乾隆帝发现，高家堰堤坝不仅多处夯土松动、出现裂缝，部分堤坝还被人为挖开小口，用于灌溉私田，而负责修缮的官员却视而不见。他当即震怒，斥责高斌：“朕命你总督河道，乃寄以安危之任，你竟纵容属下懈怠、百姓破坏，若汛期来临，堤坝溃决，数十万百姓流离失所，你难辞其咎！”随后，乾隆帝当场下令，将负责高家堰修缮的官员革职查办，对破坏堤坝的百姓予以严惩，同时责令高斌限期拿出修缮方案。

经过实地考察与反复商议，乾隆帝最终定下高家堰修缮的核心方略：一是加固堤坝，拨款三百万两，采用“夯土加石”的工艺，将高家堰堤坝加高加厚，重点加固溃口隐患区域；二是疏浚河道，拓宽洪泽湖出水口，清理黄河下游淤塞的泥沙，确保洪水能够顺利排泄；三是明确权责，规定河道总督专管河工治理，地方督抚协助征调人力、物资，不得推诿扯皮；四是加强巡查，在高家堰、洪泽湖一带设立河汛哨所，派遣士兵常年巡查，严禁百姓破坏堤坝。

除高家堰外，乾隆帝还前往济宁视察运河淤塞情况。当时，运河济宁段因泥沙淤积，河道变浅，漕船行驶困难，严重影响漕运效率。乾隆帝亲自登上漕船，查看河道水深，询问漕运官员疏浚计划，随后下令，调拨十万民工，限期三个月疏浚济宁段运河，同时严惩漕运中贪污疏浚款项的官员。此外，他还前往浙江海宁，视察海塘修缮情况，下令采用“鱼鳞石塘”工艺，加固海宁海塘，提高抵御钱塘江大潮的能力。

此次南巡视察河工，乾隆帝不仅摸清了黄淮、运河、海塘的治理症结，制定了切实可行的修缮方案，更以雷霆手段整治了河工积弊，震慑了贪腐官员，为后续河工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乾隆帝在回京后曾言：“此次南巡，亲见河工利弊，方知此前治理之疏漏。今方略已定，唯在严格执行，若有官员懈怠贪腐，必斩不饶！”

乾隆二十二年：再巡徐州，解黄汛危机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黄河徐州段遭遇罕见汛期，洪水暴涨，部分堤坝出现溃口，淹没周边数县，百姓紧急转移，形势危急。此时，乾隆帝正准备第二次南巡，得知徐州汛情后，当即调整行程，提前抵达徐州，亲自指挥防汛救灾与堤坝修缮。

抵达徐州后，乾隆帝不顾洪水凶险，登上临时搭建的观景台，查看黄河水势，同时召集河道总督白钟山、江苏巡抚尹继善等官员，召开紧急防汛会议。他听取官员汇报后，深知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堵住溃口、转移百姓，于是当即下令：一是调拨周边驻军与民工，赶赴溃口现场，采用“沙袋堵口、木桩加固”的方法，全力封堵溃口；二是派遣官员前往受灾地区，组织百姓转移至高地与临时安置点，发放粮食、衣物，安抚受灾百姓；三是严查防汛不力的官员，对拖延推诿、临阵脱逃的官员，当场革职查办。

在乾隆帝的亲自指挥下，清军将士与民工齐心协力，日夜奋战，历经十余天，终于成功堵住了黄河溃口，遏制了洪水蔓延。随后，乾隆帝再次登上黄河堤坝，查看修缮后的堤坝情况，同时深入受灾村庄，了解百姓的安置情况。他发现，部分官员在救灾过程中，存在克扣赈灾物资、欺压百姓的行为，当即下令，将这些官员斩首示众，以儆效尤。

此次徐州防汛，乾隆帝不仅成功化解了黄汛危机，更借此机会，进一步完善河工管理制度：一是推行“河工责任制”，将黄河、淮河、运河分段管理，每一段都任命专门的官员负责，若出现险情，相关官员严惩不贷；二是增加河工拨款，确保堤坝修缮的资金充足，同时建立拨款监管制度，由军机大臣直接监督河工款项的使用，杜绝贪腐；三是推广先进的筑堤技术，在黄河下游重点河段，采用“石堤替代土堤”的工艺，提高堤坝的防洪能力。

乾隆三十年：三巡海塘，固江浙屏障

乾隆三十年（1765年），乾隆帝第四次南巡，重点视察浙江海宁海塘与江苏镇江江堤。当时，海宁海塘因钱塘江大潮的长期侵袭，多处石塘破损、坍塌，沿岸百姓的房屋被大潮冲毁，农田被淹没，苦不堪言。乾隆帝抵达海宁后，亲自登上海塘，查看大潮侵袭的情况，同时听取浙江巡抚明山的汇报，了解海塘修缮的难点。

经过实地考察，乾隆帝发现，此前海宁海塘的修缮，仅采用简单的石块堆砌，缺乏加固措施，难以抵御大潮的冲击。于是，他下令，拨款两百万两，重新修缮海宁海塘，采用“鱼鳞石塘”的先进工艺——将石块层层叠砌，形状如鱼鳞，石块之间用铁榫连接，再用糯米浆浇灌，加固石塘的稳定性，同时在海塘内侧修筑土坝，进一步抵御潮水倒灌。此外，乾隆帝还下令，在海宁海塘沿岸种植柳树，利用柳树的根系加固堤坝，防止水土流失。

除海宁海塘外，乾隆帝还前往江苏镇江，视察长江江堤。当时，镇江江堤因常年遭受长江洪水侵袭，多处出现溃口隐患，乾隆帝下令，参照海宁海塘的修缮工艺，加固镇江江堤，同时疏浚长江下游河道，确保洪水能够顺利排泄。此次视察海塘与江堤，乾隆帝进一步完善了江浙地区的水利防御体系，有效遏制了潮患与江患，保障了江浙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也为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水利保障。

三、赈灾抚民：临危调度，情系黎庶

乾隆帝深知，河工治理是“防患于未然”，而赈灾抚民则是“救急于当下”。清代中期，水旱蝗灾频发，尤其是黄河、淮河沿岸地区，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灾害发生。每当灾害发生，乾隆帝都会第一时间做出反应，调拨粮草、发放救济款、安置流民，推行一系列赈灾举措，力求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安抚百姓人心，巩固统治根基。他曾言：“百姓乃国家之本，灾害无情，朕当以仁政待之，凡受灾之地，必全力赈济，绝不使一人流离失所、饿死街头。”

乾隆帝的赈灾举措，始终遵循“快、准、全”的原则——“快”即反应迅速，接到灾情奏报后，立即调度物资、派遣官员；“准”即精准施策，根据灾害类型、受灾程度，制定针对性的赈灾方案；“全”即全方位救济，涵盖粮食发放、房屋修缮、流民安置、赋税减免等各个方面。其中，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山东、河南水灾赈济，尤为典型，展现了乾隆帝“赈灾以安民”的仁政理念。

灾情突发：黄淮泛滥，齐鲁豫地告急

乾隆三十一年六月，黄河、淮河同时爆发特大洪水，黄河下游山东段、淮河上游河南段堤坝多处溃决，洪水席卷山东济宁、菏泽、河南开封、商丘等数十个州县，大片农田被淹没，房屋倒塌无数，百姓流离失所，饥寒交迫。据山东巡抚富尼汉、河南巡抚阿思哈的奏报：“黄淮泛滥，洪水滔天，济宁、菏泽等地水深丈余，百姓攀树登屋，嗷嗷待哺；开封、商丘一带，房屋倒塌十之七八，流民遍野，灾情惨重，恳请朝廷火速赈济。”

接到灾情奏报后，乾隆帝当即召集军机大臣，召开紧急赈灾会议。他深知，山东、河南是中原腹地，也是漕运要道，若灾情得不到及时控制，不仅会导致大量百姓饿死、病死，还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影响国家稳定。于是，乾隆帝当即下令，成立“赈灾总指挥部”，由军机大臣刘统勋牵头，统筹调度赈灾事宜，同时派遣户部尚书于敏中、工部尚书裘曰修前往山东、河南，实地督办赈灾工作。

紧急调度：调拨粮草，安抚民心

乾隆帝的赈灾举措，首要便是“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他当即下令，从北京、天津、江南等地的官仓中，调拨粮食一百万石、布匹五十万匹，紧急运往山东、河南受灾地区；同时，下令打开山东、河南当地的官仓，发放粮食，确保受灾百姓能够及时得到救济。为了加快粮食运输，乾隆帝还下令，动用漕运船只，日夜兼程，将粮食运往受灾地区，同时派遣清军士兵护送，防止粮食在运输过程中被克扣、抢劫。

此外，乾隆帝还下令，调拨白银二百万两，作为赈灾专款，用于发放救济款、修缮倒塌房屋、医治受灾百姓。他严令，赈灾款必须足额发放到百姓手中，若有官员克扣、贪污赈灾款，一律斩首示众。为了确保赈灾款的使用透明，乾隆帝还派遣御史前往山东、河南，监督赈灾款的发放情况，受理百姓的投诉举报。

在粮食与款项调拨的同时，乾隆帝还注重“安抚百姓人心”。他下令，派遣官员前往受灾地区，深入民间，慰问受灾百姓，宣讲朝廷的赈灾举措，让百姓感受到朝廷的关怀；同时，组织清军士兵与民工，帮助百姓转移至临时安置点，搭建帐篷、修建临时房屋，为百姓提供住宿保障。此外，乾隆帝还下令，派遣御医前往受灾地区，设立临时医疗机构，为受伤、患病的百姓诊治，发放药品，防止瘟疫爆发。

精准施策：分类赈济，多措并举

乾隆帝深知，不同受灾地区的灾情不同，百姓的需求也不同，因此推行“分类赈济、多措并举”的赈灾策略，确保赈灾举措精准有效。

一是按灾情轻重分类赈济：对于灾情严重、百姓流离失所的地区，如山东济宁、河南开封，实行“全赈”，即全额发放粮食、救济款，帮助百姓渡过难关；对于灾情较轻、百姓仍能维持基本生活的地区，实行“半赈”，即发放部分粮食、救济款，同时鼓励百姓开展生产自救。

二是安置流民，防止动荡：对于无家可归的流民，乾隆帝下令，在山东、河南的主要城镇设立“流民安置点”，为流民提供住宿、粮食、衣物，同时组织流民参与河工修缮、道路修建等工程，给予一定的报酬，让流民能够自食其力。此外，乾隆帝还下令，严禁地方官员驱赶流民，若有官员胆敢驱赶流民，一律革职查办。

三是减免赋税，休养生息：乾隆帝下令，减免山东、河南受灾地区的赋税，其中济宁、菏泽、开封、商丘等重灾地区，减免三年赋税；其他受灾地区，减免一年赋税。同时，下令暂停受灾地区的漕粮征收，减轻百姓的负担。此外，乾隆帝还下令，调拨种子、农具，发放给受灾百姓，鼓励百姓在洪水退去后，及时开垦荒地，恢复农业生产。

四是严防瘟疫，保障健康：洪水过后，极易爆发瘟疫，乾隆帝对此高度重视，下令采取一系列防疫措施：一是组织民工清理受灾地区的尸体、垃圾，掩埋病死的牲畜，防止病菌滋生；二是在受灾地区喷洒石灰，消毒杀菌；三是设立临时医疗机构，派遣御医为百姓诊治，发放预防瘟疫的药品；四是严禁百姓饮用不干净的水源，组织民工挖掘水井，提供干净的饮用水。

严惩贪腐：督查问责，确保实效

乾隆帝深知，赈灾过程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便是官员贪腐、懈怠，若不加以严惩，赈灾举措便会流于形式，百姓也无法得到真正的救济。因此，在赈灾期间，乾隆帝多次派遣御史前往山东、河南，督查赈灾工作，严厉打击贪腐、懈怠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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