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三百五十章 为光明故 向光明去（1/2）

朱翊钧抵达了扬州瘦西湖行宫，将殷宗信的奏疏仔细看完，吕宋的棉坊产业快速萎靡，理由是效率太低，效率低下的原因十分的复杂，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南洋拥有十分丰富的人力资源，但人力资源并非优秀的产业匠人。

人力资源和产业匠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而松江府的鸿儒们将这个概念混肴，将松江府的繁荣，归根到人力富集，这种舍本逐末的想法，也影响了一大批的富商巨贾，而他们带着白银到吕宋建了棉坊之后，才发现上当受骗。

人力是人力，产业工匠是产业工匠。

种植园里的奴隶干的活儿都相当简单，甚至是不需要配合的工作，但手工作坊里，分工明确，一道工序就是一个标准，每个工序都有自己的要求，这个时候就需要配合了。

前往吕宋投资棉坊产业的富商巨贾，很快就发现，需要大量从大明腹地聘请人手，来管理这些夷人，即便如此，棉坊的产品，合格率也远不如在大明腹地设立的工坊。

除此之外，殷宗信还提到了十几次棉坊火并之事，大抵就是先来的不想让后来的站稳脚跟，本地的不想外来的站稳脚跟，大鱼想要吃小鱼，小鱼想要在夹缝里生存等等。

这些火并可不是大明这边在人脉上竞争，而是刀兵相见，一两百人的冲突不少见，三五百人之间的火并也时有发生，在吕宋经营棉坊，需要养不少能征善战的打手，一旦没有足够的武力保护自己，被囫囵吞下，就是必然的结果。

这和种植园很象，各大种植园都豢养着打手，而这些打手归管事管理，除了管理奴仆之外，就是保护种植园、抢夺种植园。

在大明只要有银子，就可以解决大多数的问题，在还没有完全开化的吕宋，并非如此。

合格率、安全成本、雇佣管理的人手等等，其综合成本并不低于大明腹地，尽管如此，也不眈误这些富商巨贾继续留在吕宋做生意，毕竟大明有个皇帝，把富商巨贾看作待宰的年猪。

但生产效率太低，产出的产品太少了，最终导致了棉坊开始撤离吕宋。

根据殷宗信的估计，吕宋的棉坊产业还会萎靡，最后能留下三到五成，就已经是祖宗保佑了。“缺少足够的产业匠人，这大明没办法解决，朕总不能派匠人出海吧，匠人在大明有吃有穿，有薪裁所、有保劳之法，有身股制，朕凭什么让他们出海呢？”朱翊钧看着殷宗信提出的要求，最终选择了拒绝。要点甩鞭子的打手，朱翊钧当然舍得，想想办法，总会有的，可是要工匠，这个真没有。

李佑恭附和道：“大明自己都不够用，一点也出不了。”

太子殿下当初要扩产扩军，都因为产业匠人不够，只能停下脚步，导致三把火只烧了两把半，殷宗信就是有须求，大明也无法满足这种须求。

九月十一日，朱翊钧抵达了徐州的桃花驿行宫，再五日，皇帝御驾抵达济南府，在济南府停留了七日后，皇帝再次出发，在十月初三日，回到了不太忠诚的顺天府。

“免礼吧。”朱翊钧在朝阳门站下了火车，看到了前来接驾的太子和王家屏、高启愚等人，皇帝从太子手里拿走了监国的玉玺，才让一行人免礼。

朱翊钧没有在朝阳门站停留太久，朝阳门的城墙已经完全拆除，只剩下了一个牌楼，算是证明过这里曾经是朝阳门，京师的所有城门已经拆除，京师丁口已经超过了四百万，城门的存在，阻碍了京师的发展。随着北方边患和水泥的出现，新的城池防御体系已经完善，攻城不再是攻城，而是巷战，这是戚继光在万历九年的预言，这个预言已经在京师实现。

铸造的车轮缓缓碾过了朝阳门内大街，大街十分宽阔，宽度超过了十三丈，方便来往车辆通行，尤其是拉粮的驴车，当初规划的时候，很多士大夫都觉得太宽了，时光荏苒，现在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这大街有点窄了。

宽阔大街两侧，设有行道树，阻拦行人冲上马车道，至于行人，只能等待着维持交通秩序的校尉，放下手中的旗杆，才能放行。

格物院捣鼓出一个铜壶滴漏的设备，设有翻板，放在各个路口，每过一分钟，翻板从红色变成绿色，马车禁行行人通行，这和红绿灯几乎没什么区别了，但无论是车夫还是行人，都还要教育，免不得需要校尉看守大路口。

缇骑们已经完成了清街，街道两旁，所有的建筑物都有缇骑看守，确保皇帝返京，不会出现意外。朱翊钧回到通和宫的时候，还是有些失望，十八年了，再没有人胆大包天想要刺王杀驾了。皇帝回京照例休沐了三日，这年头舟车劳顿，出一趟远门，人几乎散了架，在休沐的第三天下午，朱翊钧召见了太子，将一大堆的奏疏交给了太子。

“这些差事你办的很好，朕没有做任何的修改。”朱翊钧肯定了太子处置庶务的能力，他没有任何要修改的地方，而且有大臣辅佐，也不会出什么岔子。

“父皇，高启愚之事，儿臣有不同的意见，为何不借势将其革罢？”朱常治首先质疑了皇帝的决定，高启愚已经被反腐司拿问，既然贪腐事实存在，这样一个篡臣，拿掉就是。

高启愚的存在，就是在挑衅皇权。

“王汝训在拿问高启愚之前，到你这里来过？”朱翊钧眉头一皱，询问其中究竞。

朱常治摇头说道：“回父皇的话，王汝训从未到太子府来过，也从未问过儿臣，拿问高启愚之事，并非孩儿的意思。”

反腐司、稽税院、解刳院、京营等归皇帝直接管辖，太子府胡乱过问就是擅权，朱常治也没有过多询问此事，他只是对父亲的决策有些不解。

“高启愚之事，朕自有决断，治儿你记住，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朕也是个活生生的人，也会犯错，高启愚这种冒犯皇权的人，是要做个表率，就象徙木立信故事里那根木头，朕也需要大臣们来纠错。”“朝中满是阿腴奉承之徒，朕如何度过这克终之难呢？”朱翊钧十分具体地解释了一下如此处置的理由作为皇帝，一定要做好组织建设，维持能对皇帝纠错的力量存在，只有如此，才能少犯错。“父皇圣明，儿臣明白了。”朱常治再拜，他有点佩服父亲，为了天下、为了江山社稷，这份胸襟和肚量，是他这个太子所不具备的。

“父皇，大宗伯有奏疏呈送。”朱常治将一本奏疏递给了皇帝，这本奏疏是他和大宗伯沉鲤一起完成的，写了足足一年之久。

这本奏疏写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沉鲤讨论了君国同体的问题，这是自张居正以后，第二个敢讨论这个议题的臣子。

大明是家天下，至少在万历维新之前是如此，但这个家天下并不纯粹，或者说自古以来，家天下都不纯粹，比如泰西，一个国家的君王不是只考虑自己的家庭，而是还要为全天下人负责，这对泰西人而言，是极其难以理解的。

受国不祥，受国之垢可为天下主，自古以来，这天下之主，都要承担天下的职责，而作为天下主，皇帝，最重要的职责，就是查找能够为君分忧的人才，而遴选人才的方式，也从亲戚、贵族、举孝廉的孝子，变成了世家九品中正制。

俯仰天地，纵观历史，在科举制之前，几乎所有的士人，家的权重大于天下，而在科举制之后，天下大于家。

这其实非常好理解，简而言之，治国的一定要懂治国，就是为了治理国家才遴选人才，科举制为国选仕，就是挑选能治国的人，治国在前，那家族利益自然在后。

自科举制出现之后，一切的一切都在发生改变，政治不再是四世三公这些贵族门阀的专享之物，权力也不再是因为血脉而遗传，每一个读过书的寒门子弟，都有机会触碰权力。

比如熊廷弼本身是个放牛娃、徐成楚是个穷到大脖子病的孩子，而范远山为了读书，不得不做个赘婿等等。

在这个过程中，家的概念也在被解构，除了皇帝之外，连世袭的武勋，如果不能打仗，也不能保证家族的权势，武勋失去权势，不是兴文偃武的结果，而是科举制度的结果。

科举制度催逼，在大明，除了皇帝之外，其他的绝大对数官僚，都是科举出身，无论文武。“大宗伯胆子还是小了点。”朱翊钧看完了前半部分，莞尔一笑，沉鲤还是不够大胆，大约和张居正差不多，敢说也只敢说半截。

这就涉及到了《阶级论》第四卷中帝制必亡。

科举制的出现，带来了社会的巨大变革，连世袭武勋，只要几代弟子都无法保证自己的权势，世袭官这一阶级已经被科举制度所瓦解，只剩下了皇帝这个世袭官，这也是张居正要把皇帝单独列一个阶级的原因。社会继续发展下去，只要皇帝本人、皇权被革除，这套体系就可以复盖全社会了。

事实也是如此，自孝宗之后，大明皇帝其实徒有虚表，并没有多少权力，尤其是自嘉靖二十一年，道爷开始神隐，一直到万历十年，张居正归政之前，皇权被事实性的瓦解和解构。

但这个过程中，张居正也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些科举选出来的人杰，为了治国选出来的官员们，当他们逐渐登上高位，身后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们往往身不由己，更多的是在争名夺利，而非治国。比如杨博、王崇古等人，根本无法做出自己想要的选择，而是被裹挟向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张居正推行了考成法，其内核就一句话，干活的人一定要会干活，通过层层遴选，位居高位者必定是最能胜任工作的人。

但考成法推行十年，最后选出来的的确都是循吏，可这些人，依旧是争名夺利大于治国，权力斗争，尤其是高层的权力斗争，成为了大明发展的阻力。

经过实践，张居正认定了皇权还不能放弃，至少眼下的大明，仍然需要皇权，万历九年开始归政，皇帝作为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存在，对官选官进行有效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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