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千四百九十六章（2/2）
他们的装备库中包含了瓦坎达最先进最危险的武器，其中包括了，振金驱动的能力武器，传送装置，隐形装备以及各种实验性武器，这些军械过于危险，所以不可能大规模列装，所以只能由战争之犬使用。
这支武装力量实际上活动范围并不在首都，因为首都是黑豹部落的地盘，这里是对王室最支持的地区，根本没什么反对力量。
所以他们更多是部署在国外和一些国内重要地点，用来监视和防备国内和国外的反对势力。
所以首都被攻陷，对他们来说压根没伤及分毫。
至于剩下的两个武装力量，分别是边境部落和贾巴里部落。
他们就是战争之犬最警惕的反对力量。
边境部落，他们被赋予守护瓦坎达边境的责任，同时也是瓦坎达最保守，最排外的势力。
他们或许是接触外界最多的部落，在他们看来，外面那些黑叔叔根本不能算他们的同胞。
他们看待其他黑非洲人，大概和埃塞俄比亚看其他非洲黑人的感觉。
嗯，说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冷知识，那就是埃塞俄比亚人压根看不上其他黑人。
甚至埃塞俄比亚不认为自己是黑人国家。
这话听起来像是在抬杠，但你要是真跟一个埃塞俄比亚人说他是“黑人”，他可能当场就翻脸。这不是什么新近才冒出来的民族情绪，而是根植于历史、地理、宗教和血统认知里的一整套自我定位。这个国家在非洲大陆上显得格外“不合群”——别的地方被殖民得七零八落，它却硬生生把意大利军队打得签了赔款条约；别的非洲国家忙着争取独立，它从头到尾就没真正被吞并过（利比里亚那种靠美国背景撑起来的不算）；别的地方肤色黝黑、卷发浓密，它的人却高鼻深目、皮肤偏棕，甚至有人长得像阿拉伯人或者波斯人。这些差异不是偶然，也不是后人编排出来的优越感，而是一连串真实发生过的历史进程、地理条件和人群迁徙共同作用的结果。
1896年，阿杜瓦战役结束，意大利战败，被迫承认埃塞俄比亚主权完整，并支付战争赔款。
这是近代史上唯一一次非洲国家击败欧洲列强并让对方赔钱的案例。这件事的意义远不止军事层面，它直接塑造了埃塞俄比亚在整个20世纪的身份自信。这种自信不是凭空吹出来的，而是用枪炮打出来的。当时的世界格局下，欧洲列强几乎瓜分了整个非洲，只有两个国家名义上保持独立：一个是美国扶持的利比里亚，另一个就是靠自己打出来的埃塞俄比亚。后者显然更有底气。这份底气，也慢慢转化成一种对“非洲身份”的疏离感——我们跟你们不一样。
这种“不一样”的感觉，首先体现在国名上。“埃塞俄比亚”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古希腊文献里，原意是“晒黑的脸”。这说明早在两千多年前，地中海世界就已经注意到这片土地上的人肤色偏深，但又不完全等同于撒哈拉以南的典型黑人。他们用“晒黑”来形容，本身就暗示了一种“原本可能是浅色”的预设。这种命名方式，其实已经埋下了后来埃塞俄比亚人自我认同的种子：我不是天生黑，我只是被太阳晒黑了。这种说法今天听起来有点牵强，但在历史上，它确实被当作一种文化解释长期存在。到了20世纪中期，海尔·塞拉西一世当政时期，这种身份焦虑变得更加明显。海地曾提议由他担任全球黑人运动的领袖，这在泛非主义高涨的年代本该是莫大荣耀。但塞拉西对此极为反感。他从未公开表示接受“黑人领袖”这一头衔，更没有在任何正式场合使用“黑人”来定义自己或国民。这不是因为他看不起黑人，而是因为在他的认知体系里，埃塞俄比亚人根本就不是黑人。这种立场不是临时起意，而是基于长期的历史叙事和族群构成。
要理解这一点，必须回到埃塞俄比亚的地理位置。
它位于非洲东北角，紧邻红海，与阿拉伯半岛隔海相望。从古至今，这里都是非洲与亚洲、欧洲交流的十字路口。早在公元前一千年，示巴女王访问所罗门王的故事就出现在《希伯来圣经》中。虽然现代史学无法证实这段记载的真实性，但可以确定的是，埃塞俄比亚高原地区很早就与闪米特文明建立了联系。这种联系不是偶尔的商旅往来，而是持续数百年的文化渗透和人口交融。考古证据显示，埃塞俄比亚北部的提格雷地区在公元前就出现了使用南阿拉伯字母的铭文。这说明当地精英阶层早已接受外来文字系统。基督教在公元4世纪传入，成为国教，比很多欧洲国家还早。此后一千多年，埃塞俄比亚始终维持着与东地中海世界的宗教联系，即便在伊斯兰势力扩张的高峰期，也未被完全孤立。这种长期的文化对接，使得埃塞俄比亚的社会结构、语言体系和审美标准都带有明显的混合特征。语言是最直接的证据。埃塞俄比亚的官方语言阿姆哈拉语属于闪含语系，与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同源，而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班图语系毫无关系。全国一百多个民族中，有相当一部分使用闪米特语族的语言，比如提格雷尼亚语、古拉格语等。这些语言的语法结构、词汇来源都指向西亚，而非非洲内陆。这种语言分布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数千年迁徙、通婚、征服与融合的结果。
再看人种特征。今天的埃塞俄比亚人平均肤色为深棕色，不是典型的黑色；头发多为波浪状或直发，而非紧密卷曲；面部轮廓立体，鼻梁高挺，眼窝深陷。这些特征在人类学上更接近阿拉伯半岛南部或也门地区的居民，而不是刚果盆地或西非的族群。
这些特征在人类学上更接近阿拉伯半岛南部或也门地区的居民，而不是刚果盆地或西非的族群。这种差异不能简单归因于“晒太阳”，而必须考虑基因层面的混合。现代基因研究证实，埃塞俄比亚人群的基因组中包含显着比例的欧亚成分，尤其是来自阿拉伯半岛和黎凡特地区的遗传信号。这种混合并非近代才发生，而是可以追溯到至少两千年前。
宗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隔离。
埃塞俄比亚正教会自成一体，使用吉兹语（一种已不再日常使用的古典语言）作为礼拜语言，保留了大量早期基督教的仪式和文献。这种宗教传统不仅是一种信仰体系，更是一种文化壁垒。它让埃塞俄比亚人觉得自己属于“文明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野蛮非洲”的一员。在19世纪欧洲殖民者眼中，埃塞俄比亚也常被描述为“非洲的基督教堡垒”，这种外部标签反过来又巩固了内部的自我认知。
如果你在亚的斯亚贝巴街头称一个当地人是“黑人”，对方很可能皱眉、摇头，甚至生气。这不是种族歧视，而是一种身份错位的本能反应。对他们来说，“黑人”指的是西非、中非那些卷发、厚唇、深黑皮肤的人群，而自己属于另一个谱系。这种区分在本地语境中是清晰的，尽管在外部观察者看来可能显得矫情。回看历史，埃塞俄比亚的“非黑人”认同，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整套由地理、历史、宗教、语言、基因共同编织的现实。它拒绝被简单归类，也拒绝被强行纳入“非洲黑人国家”的框架。这种坚持或许显得固执，但却是真实存在的集体心理。它不源于傲慢，而源于千百年来与周边世界的互动经验。
瓦坎达边境部落对此也差不多。
他们是最反对，把瓦坎达人和其他黑非洲人混为一谈的势力，他们坚定的认为自己瓦坎达人和外面那些愚昧懒惰的黑人并不是一个人种！
在瓦坎达内部其实一直有帮助其他黑人的声音，但边境部落一直压制着这种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