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9章 商贸路（2/2）
宁夏路远悬西北，眼下的巩固、发展与治理，自然是需要大量的资金与物资的支持。中间相隔的中原数路，虽然未必会在明面上卡扣，但也是不可忽视的制约因素。
好在当年谋略西夏方略之时，就已经在朝廷尚无调令的情况下，就充分利用了四海商行的商路系统，顺利调运了足够多的战略物资西去。
在宁夏路建立之后，这一条通路，便被谈建用心打造得更加隐蔽了。
自杭州到宁夏路兴庆府，表面上最方便的线路，是从江南运河过大江、自扬州北上高邮湖进洪泽湖转汴水，过京城，再走关中陆运线路。虽然距离最短，但是东京之前的水运路线，要被漕运船只占去大半，很不稳定，而且会完全受到朝廷的严格管控。
所以四海商行则是选择直走大江水运，从扬州溯流而上，过江淮，直达荆湖路的鄂州，然后改走陆路向北，再穿过京西南路后进入陕西。
这条线路，看似距离稍远，但却有着无法替代的优势。
首先，它在前半段利用了此时正在崛起的大江航线。尤其在神宗开发荆湖之后，富饶的巴蜀物产，高产的荆湖稻米，还有从成都府路、夔州路沿江一带丰富的木材、食盐、药材等物资，都可以通过大江的水运，源源不断地输送至江南地区。其中大部分的漕运改走汴水向北入京，还有一部分则可转成海运外贸以谋取更大收益。
而从荆湖路的岳州、鄂州开始，往东的整个江面开阔，水流平稳，大江之上，船队密集，连绵不断。
在开阔的大江之上，十分适合行驶大船，这样就连其他地方的河湖之上常见的水匪水贼，也不太容易遇上。更不要说，四海商行的实力摆在那里，大型货船上都有着足够的私兵护卫，外加装配齐全的武器。即使偶尔能遇上个水匪，却也因为远远就能看到商行旗帜，而自觉地退避三里。
沿着大江两岸的各州，也都发展成了一个个极为重要繁华的都市。
像这鄂州，便是大江中游的州城之最，据说这里发展最盛之时，大江码头便成水陆舟车交会之处，衔尾结辙而至，陆地江南，竟然连成一片。沿码头看去，更是市邑雄富、列肆繁错，泊税务亭，贾船客舫，不可胜计。
只是秦刚此行，从鄂州上岸之后，看到的却是相当萧条的景象。
前来接应的本地商行负责人叹气道：“鄂州码头这里，虽然说是四方百物汇聚，但其实最重要的货物只是两种，一是西上的茶叶，二是东下的蜀盐，老贼蔡京，枉为国相，却是坑惨了所有的茶商与盐商。在明面上，他发布法令，宣布放开了茶业、盐业，让大家都可以做这两行的生意赚钱，却是诱骗大家去买茶引与盐钞。但是，就在他们好不容易赚了一些钱，再换成下一次想要使用的茶引及盐钞时，他却突然宣布旧版的引钞全部过期，不能再用。一开始还允许旧钞打折换些新钞。可到了最后，就开始赤裸裸地直接宣布旧版作废。
如此一来，凡是买过茶引盐钞的，多半都逃不出被他强行坑害掠财的命运。今年光是在这鄂州码头，因为钱财血本无归、彻底破产而投江自尽的商人，就不下百位！
蔡京的这些手法，也并非一刀切。总有与他及党羽勾结的商人，可以提前收到相关的消息。于是，这些人或者是选择迅速出清，或者是提前去兑换新引新钞，从而可以暂时躲过朝廷的掠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这种缺德政策的实际危害性——表面上只要找到门路，还能看到继续能赚钱的商人，整个市场虽然萧条了不少，但表象尚能维持。
如此之下的情景，在继续经过京西南路再进入陕西后的一路上，同样表现得分外明显。这些地方，不仅没有看到因为西夏被灭、丝绸之路恢复之后料想到的商路繁华，就连偶尔可见的来往商队的人员脸上，只有对眼下状况的侥幸，以及对于未来前景的茫然与担忧。
因为除去茶钞盐引的直接掠夺之外，还有眼下各地越来越重的卡税。
前面曾经提到过，朝廷把原本是地方官府在茶盐的税收大权收归自己所有后，各个州县只能加重关卡税，不仅越收越密、而且标准都在不断地提高。这便导致了所有长途运输的货物都必须要有高额的利润保证才行。
四海商行便在重要的运输路线的沿途设立分行及仓库，而这些仓库并非只是简单地存放货物，而是会根据地区、时节以及市场供应情况，在货物价低时补充买入、价高时卖出调剂；而且在日常运输货物时，也会利用多余的装载空间将合适的货物从价低的地方运出，转至价高地方出掉。
这样的话，四海商行利用这些商路沿途仓库，拥有了更加灵活、更加强大的货物资源的调节能力。更重要的是，这种运输模式，改变了过去单一的运输目的，在更高的角度进行物资的调配，进一步隐藏了具体的运输目的与意图。
在秦刚未曾接到西行诏令的时候，为了布局与支持西北攻夏战略，四海商行就是利用这样的仓储系统在不露痕迹的状态下调运了大批的物资进入陕西。
其实，这种灵活可靠的商贸仓储的调节方法，就是借鉴于自唐代开始的官府“转般法”，之前也曾在大宋的主要漕运沿线。只可惜，此法最终却是毁在胡衍的手里。
胡衍在南征时兼任江南两路转运使，一面要填补高俅在南征战中实际要付给秦刚的天价赔款，另一面还要借机搜刮到足够的地方财富向天子邀功。所以，他在疯狂压榨各地库藏的同时，便不管不顾地搜光了从荆湖到江南漕运沿线的几乎所有转般金。
没有了转般金，也就意味着朝廷的漕运系统完全丧失了原本有的自我调节功能。这种情况下，货物在相关码头的转运，反而会造成搬运成本的浪费。之后，为了掩盖这个措施的失误，胡衍通过户部指导推出了全新的漕运“直运法”，丝毫不顾大宋后期的漕运系统由此变得混乱不堪。
秦刚最早在指导谈建搭建四海商贸体系时，不仅有这个转般法，而且还一并提了许多源自于后世现代物流及商贸系统中的经验，原本他以为，这些经验大多过于现代，也就说说而已，很难融入到当时的这个时。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在谈建与手下专家的正确理解之下，大多数思路都得到了充分应用：大宋的市场经济进化得很快，商业思维也相当发达。原先之所以一直不得入门，只是受到了两个关键性短板的局限：
其一是货币工具，现代商贸中大量的先进模式都需要借助于金融借贷、信用交易，只是这些在仍然要依赖于铜钱结算的此前时代，只能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稍有帮助。
其二是信息工具，无论是跨区域商贸，还是大物流协调，由于缺乏高效的通讯手段以及科学的地理测绘体系，从而几乎无法实现整体的逻辑体系。
这是原本大宋时代的局限，并不是秦刚所在的时代局限。
货币工具的难题，四海银行已经解决了大半，眼下的它，不仅几乎掌控了整个大宋以及周边邻国的大半铸币权，以及可以掌握信用的钱引纸钞，完成了横跨宋辽、同时完全影响到高丽、倭国、交趾这些附属国家的金融信贷体系。凡是四海银行可以抵达的地方，就相当于可以掌控住这里的经济命脉。
更重要的是，此时的金融领域，四海几乎没有对手，稍稍有点实力的地方钱庄，都以加入与四海合作的关系为荣。因此，他们在金融货币工具的最大效力发挥上，还可以实施得比后世更加大胆一些——金融垄断。
而在信息工具方面，虽然限于格致学的发展步伐，此时还无法发明创造出电报、电话这种跨时代的通信手段。但在有了统筹学管控的快马加快船系统，完全可以做到超出此时驿马一倍以上的信息传递效率。要知道，任何一个时代，对信息工具的要求，并非是绝对速度的快，而是相对速度的快——只要能比竞争对手、敌人快一点的信息工具，都是最有效的工具。
此时无论是商业化的顺风行、还是军事化的通达局，都是如此。
前面，就该进入宁夏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