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生枝（2/2）
梦里有一个问题——“你要记住他还是忘记他？”
她说要记住。她弟弟的脸就从镜子里浮现出来了，和她的一模一样。弯弯的眉毛，圆圆的杏眼，嘴巴微微上翘，像在笑。那个笑让她想起一个人，那个站在开满花的树下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女人，那个在电视机里笑得很腼腆的女人。都是她，都是她的脸，都是她龙凤胎弟弟的脸。她和他共用这一张脸，共用这一副躯壳，共用这具身体里的每一个器官、每一根骨头、每一寸皮肤。她活着，她的龙凤胎弟弟就活在她的身体里，在她的骨头里，在她的每一次心跳中。
她不知道他会不会在某一天从她的身体里走出来。她只是觉得，从她在那台旧电视机里看见那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女人的那一刻起，他就一直在她身边了。不是鬼魂，不是幻觉，是他留在这世上最后一点念想，是用她的身体作为容器，把自己从那场车祸里抢救出来的最后一截断肢。她不知道那截断肢还能在她身体里活多久。她只是觉得，从她在那张纸片上写下“一个死了，另一个不能独活”的那行字的那一刻起，他就再也不会离开她了。她活着，他就活着。她死了，他就死了。他们共用这一条命，共用这一张脸，共用这具还会呼吸、还会心跳、还会在每一个深夜被梦惊醒的身体。
徐挽又去了医院。不是康复医院，是镇卫生院。挂了个号，拍了CT，验了血。医生说她的身体指标一切正常，没有发现任何器质性病变。她问医生，一个人能不能同时拥有两个人的记忆。医生愣了一下，说这可能是心理问题，建议她去看心理医生。她没有去，她知道那不是心理问题，是她龙凤胎弟弟的记忆还在她脑子里，在那片灰白色的、像旧电视雪花点一样的迷雾深处，等着被她唤醒。她不知道怎么唤醒他。
她翻遍了徐德厚带来的那个蛇皮袋，在那件叠得整整齐齐的旧衣裳口袋里摸到了这样东西。很小，比火柴盒大不了多少，一张发黄的纸片。纸片上写着一行字，字迹歪歪扭扭，和从电视机里翻出来的那张纸片一模一样。“徐挽徐安，同根同生。一个死了，另一个不能独活。”纸片背面贴着一寸照片，也是两个婴儿挤在一起。她把这纸片和之前那张并排放在桌上，两张纸片，两行字，两张照片。
婴儿是她，也是他。徐挽，徐安。她在照片背面找到了答案。那行字比纸片上的小得多，写在照片的背面，用铅笔写的，字迹淡得几乎看不见。她把它举到灯下辨认，唇线翕动，无声地读出了这几个字——“长得一样，谁分得清呢？分不清也好，分不清，她就永远是他的。”
这张脸是她和她龙凤胎弟弟的脸。从他们出生的那一刻起，这张脸就同时属于两个人了。他们共用这张脸，共用这双眼睛、这个鼻子、这张嘴、这些表情，共用每一个微笑、每一次皱眉、每一次哭泣时的拧巴。她活了这么大岁数，这张脸一直是她的。直到她弟弟死了，她才知道，这张脸也是他的。
她记得自己是谁。她是徐挽，是龙凤胎里的姐姐。她的龙凤胎弟弟叫徐安，比她晚出生半个时辰，比她轻半斤。他们住在一间屋子里，睡同一张床，用同一张桌子，同一盏台灯。他们长着同一张脸，穿同样的衣服，剪同样的发型，连说话的语气都一样。村里人分不清他们，老师分不清他们，连他们的父亲徐德厚有时候也分不清。只有他们自己分得清。
徐挽知道哪个是自己。她是左边的那个。徐安是右边的那个。这张照片里，左边的婴儿是徐挽，右边的婴儿是徐安。她不知道这个秘密是在哪一天被发现的。她只是在他死后，在那张被水泡过、泡得模糊、只能勉强辨认出两个人影的老照片里，认出了自己。
她沿着照片上那棵开满花的树的记忆找了很久，直到天快黑了才找到。那是她很小的时候，和弟弟一起在后山玩。那棵老槐树还在，歪脖子，树干上刻着一个字，刻得很深，被树皮包住了大半，只露出一点。她蹲下来，用手拨开树皮，看到了那个字——“生”。不是她刻的，是弟弟徐安刻的。她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刻这个字，也不知道他刻这个字的时候在想什么。她只是用手指描着那个字的笔画，横、竖、竖、横、撇、横。最后一笔落下的时候，她的眼泪也落了下来。她想起弟弟，想起他，想起他们在这棵树下一起做过的事。可她想不起他长什么样了，他只是一张模糊的、没有五官的、灰白色的脸。
天黑了，她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走下山。那棵老槐树在暮色中孤独地立在那里，像一个佝偻着背的老人。她把那张纸片从口袋里摸出来，纸片上写着那行字。她把那行字默念了一遍又一遍，念到舌头底下泛起那股铁锈腥味。
纸片的背面贴着那张一寸照片。黑白照片很小，两个婴儿挤在一起，像两颗并排埋在土里的种子。她把那层薄膜揭开了。薄膜底下是胶，胶已经干了，和纸片粘在一起，揭不开了。她把胶水从纸片背面抠下来，指甲缝里嵌进了一小撮灰白色的粉末。
她不知道那些粉末是什么，也许是纸片老化的碎屑，也许是那层胶水干了以后的碎末。她把它放在手心里，那东西凉飕飕的，轻得像灰。她把它凑到鼻子底下闻了闻，没有气味。她用舌尖舔了一点，咸的，腥的，像血。她不知道那是什么，她只是觉得这味道熟悉，好像在哪里尝过，在弟弟摔破膝盖的时候，在她自己摔破嘴唇的时候，在那些她以为早就忘了的日子里。她的身体还替她记着，记着那场车祸，记着弟弟的血从她的身体里流出来。
她忽然想起来了。弟弟不是被车撞死的，是他替她死的。那辆闯红灯的货车本来的目标是她，弟弟推开了她，自己倒在了车轮下。她倒在路边，头磕在马路牙子上，血流了很多，她的脸上全是弟弟的血。那血是温的，黏稠的，淌进她的眼睛里，淌进她的嘴里，淌进她的记忆深处。她把那些血咽下去了，把他的命也咽下去了。她活了，他死了。她的身体里有他的血，有他的骨，有他的那截断肢。他从车轮下飞出去的时候，把那截断肢留给了她。那截断肢在她的肺叶里，在她的心脏里，在她的每一次呼吸里。她活着，就是替他活着。
徐挽买了两只蛋挞，坐在路边的台阶上吃。第一口是甜的。第二口也是甜的。第三口她咬到了蛋挞皮底下的那层硬壳。壳碎了，碎屑硌着她的牙，她吐出来，手心里是一小撮灰白色的粉末。她不知道那是什么，只是觉得那味道熟悉。和她从那纸片背面抠下来的粉末的味道一模一样。和她弟弟的血的味道一模一样。
她把这枚蛋挞壳里的粉末放进嘴里咽了下去。她不知道这是什么，她只是觉得她弟弟在等她，等她把那截断肢还给他。
风吹过来，把蛋挞的香气吹散了。她低头看着自己左手虎口处那道弯弯曲曲的红色印痕，那道印痕从她记事起就有了，她以为是胎记。她现在知道了，那不是胎记，是弟弟替她挡车祸时身体被撕裂开的印记。他的身体被撕裂了，她的身体替他记住了那个裂口。那个裂口在她手心里，在那些细密的纹路里，在她每一次握紧拳头时掌心传来的刺痛里。
她把纸片插在树根的泥土里，用树枝拨了拨，泥土把纸片盖住了。明年这个时候，纸片会被雨水泡烂，会被虫子啃噬，会和泥土融为一体。那行字会消失，那张照片会消失。那些关于徐挽和徐安的秘密，会随着这张纸片的腐烂一起被埋进土里。
她不记得自己有没有喝过那口井的水。她只记得那天在后山，弟弟从那棵老槐树上摔下来，膝盖磕在石头上，破了一个大口子。她帮弟弟擦血，用手指蘸了井水冲洗伤口。井水很凉，凉得她手指都僵了。弟弟的伤口在井水下泛着白，血被冲走了，露出底下嫩红色的肉。那片肉在井水里微微颤动，像一颗刚刚被剥了壳的荔枝。弟弟说他不疼，她不信。
弟弟死后的那个晚上，她做了一个梦。弟弟坐在那棵老槐树的树杈上，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手里捧着一本发黄的相册，低着头翻着。她站在树下喊他，他没有理她。她爬上树，坐在他旁边，看他手里的相册。相册里贴满了一寸照片，黑白的，两个婴儿挤在一起，一模一样，分不出谁是谁。她问他为什么要看这些照片。他没有回答，只是翻到最后一页，最后一页只有一张照片，一个年轻的男孩站在一棵开满花的树下，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笑得很腼腆。她认出了他，他是她自己，是在弟弟的梦里永远不会老去的他自己。她问他能不能记得她。他没有回答，只是把相册合上，放在她的手里。相册是凉的，可她觉得相册的封皮是温热的，是弟弟残留在上面的体温。她把相册抱在怀里，抱得很紧。弟弟从树杈上跳了下去，没有回头。她喊他的名字，他没有应。她低头看着怀里的相册，相册的封皮上写着两个名字——“徐挽，徐安。”她把相册翻开，里面的照片全空了，只剩下一页一页灰白色的、什么都没有的空纸。那空白的纸在月光下泛着幽暗的光，像很多只半闭半睁的眼睛。那些眼睛在看她，她也在看它们。她的眼睛和那些眼睛在黑暗中彼此对望，用那层薄薄的、透明的、像眼泪一样的东西交换着只有她们才能读懂的信息。
她不知道那些眼睛是不是弟弟的眼睛，她只知道，从弟弟从老槐树上跳下去的那一刻起，他就再也不会回来了。他去了一个她永远也找不到的地方。她抱着那本空白的相册在老槐树下坐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相册在她怀里变成了一摊灰白色的粉末。她用那件白色的衬衫把粉末包好，埋在了老槐树的根底下。
她后来每年清明都会回去看那棵老槐树。树还是那棵树，歪脖子，树干上刻着一个“生”字，被树皮包住了大半，只露出一点。她蹲下来用手摸了摸那个字，字是凹下去的，嵌在树皮里。她的手指顺着笔画的轨迹一遍又一遍地抚摸，摸到那最后一笔落下的时候，她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树皮底下动了。很轻，很短，像心跳。她不知道那是谁的心跳，也许是老槐树的，也许是弟弟的。她把手缩回来，在那棵树前坐了一会儿。
她不知道弟弟会不会从树里走出来。她只是觉得，从他跳下去的那一刻起，他就住在这棵树里了。在那棵歪脖子老槐树的树根底下，在那层灰白色的粉末中，在那行被她一遍遍抚摸的笔画的凹槽里，等着她每年清明回来，把那件白色的衬衫从泥土里挖出来，抖掉上面的土，穿在身上，替他活完这辈子的最后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