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生枝（1/2）
徐挽是在康复医院的走廊尽头醒来的。
走廊很长，灯是惨白的，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尿碱的混味。她躺在轮椅上，身上盖着一条薄毯，薄毯上印着医院的名字。她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来的。记不得自己叫什么，记不得家在哪里，记不得今天是哪年哪月，更不记得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条走廊的尽头。
推轮椅的护工说，她是被救护车送来的。送来的时候浑身是血，衣服碎得像破布，手里攥着一张照片。照片泡了水，泡得模糊了，只能隐约看见两个人影，一男一女，都穿着白色的衣服，站在一棵开满花的树下。护工说那张照片被护士收走了，放在她那间病房的床头柜抽屉里。徐挽问了护工两个问题，她是谁，护工摇头，说不知道。她又问，送她来的那辆救护车是哪家医院的。护工还是摇头，说不知道。
她不知道自己在这条走廊上躺了多久。也许是几个小时，也许是好几天。这栋建筑没有窗户，她看不见外面的天光，分不清白天黑夜。时间在这里像一摊死水，没有流速，没有方向。
护士把她推进了病房。病房不大，三张床，靠窗的那张空着，另外两张住着两个老太太。一个在睡觉，一个在打盹。床头柜是铁皮的，漆面剥落了大半，抽屉的拉手断了一截。她拉开抽屉，里面什么都没有。没有照片，没有手机，没有任何能证明她身份的东西。她问护士有没有看见一张照片。护士想了想，说没有。她不知道那张照片是真的被护士收走了，还是从来就不存在。她的记忆像一面被打碎的镜子，碎片散了一地，她找不到任何一片能够拼凑出自己从前的模样。
徐挽在康复医院住了下来。主治医生说她有间歇性失忆的症状，伴有轻度认知障碍，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康复治疗。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康复，康复以后要去哪里。她只是每天按时吃药，按时做康复训练。她的身体恢复得很快，肌肉没有萎缩，关节没有僵硬，伤口愈合得也很好，只是记忆的那片空白依然空白。她不知道自己是做什么工作的，甚至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受的伤。
每天下午两点，护士会推她去活动室。活动室在一楼，朝南，有大玻璃窗，能看到院子里的那棵桂花树。那棵桂花树很大，树冠遮天蔽日，把大半个院子都罩在阴影里。她坐在轮椅上看着那棵树，总觉得那棵树很熟悉，像在哪里见过。她问护士那棵树是什么时候种的。护士说不清楚，说她来的时候这棵树就在了。
她在活动室的角落发现了一台旧电视。大肚子，灰白色外壳，开关是旋钮的。她试着拧了一下，屏幕亮了，雪花点密密麻麻的，滋滋地响着。她拧了几下，画面从雪花变成了模糊的黑白影像。是一个人，站得很远，看不清脸。那个人朝她走过来，走得很慢，像在水里走。她盯着那个人，紧张得手心出汗，握紧了轮椅的扶手。那个人越走越近，近到她的脸几乎贴在了屏幕上。那是一个女人，圆脸，大眼睛，眉心有一颗痣。她盯着那张脸看了很久，觉得眼熟。不是认识的那种眼熟，是那种在梦里见过无数次、醒来就忘的那种眼熟。
那个女人忽然开口了。没有声音，只有嘴型，她说了一句话。徐挽盯着她的嘴唇，一遍一遍地读那三个字——“我是谁？我到底是谁？”画面消失了，满屏雪花滋滋地响着。她拧了拧旋钮，画面又出现了，还是那个女人，站在一棵开满花的树下，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笑得腼腆。她被定格在那个微笑里，眼睛微微眯着，嘴角微微翘着。那个微笑，和她每天早上在盥洗室的镜子里看到的一模一样。
康复医院每个月的探视日只有一天。徐挽在那天没有等到任何人来看她。她等了整整一个下午，从两点等到五点，走廊里空荡荡的，没有脚步声。她不认识任何人了，也没有任何人认识她了。她在这个世界上好像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那年秋天的一个傍晚，一个老男人拎着蛇皮袋走进了康复医院的大门。他穿着灰蓝色的旧工装，头发花白，满脸皱纹，背很驼。他没进大厅，穿过院子，径直走到了她的病房门口，把蛇皮袋放在地上。袋子里装着几件叠得整整齐齐的旧衣裳，一个搪瓷盆，一双棉鞋，还有一张发黄的相片——就是她刚送来时手里攥着的那张。老男人告诉她，她叫徐挽。这间房是她和她丈夫结婚时的婚房，他们结婚时就在这间屋里拜了堂。床是那张床，柜子是那个柜子，只是现在全换了。窗帘也换了，以前是红色的，现在换成了淡蓝色。
徐挽问他，她和她丈夫后来怎么样了。
老男人的嘴唇哆嗦了一下，没说出来。他用指甲抠了抠手指上的老茧，低着头看着地上那些东西。地上的东西堆在那里，像一座小小的坟，她和他丈夫的婚房，她和他丈夫的旧衣裳，她和他丈夫搪瓷盆上那朵褪了色的牡丹花。他们结婚时的家具被卖掉了，婚床被拆走了，被单被烧了。他们连一张结婚照都没有留下，只有那张被水泡过的、泡得模糊的、只能勉强看清两个人影的老照片。她把那张照片翻过来看背面，背面上用铅笔写着一行字——“1985年，徐挽与徐安结婚纪念。”两个人都姓徐。
老男人叫徐德厚，是徐挽丈夫的父亲。她丈夫叫徐安，是这对龙凤胎里的弟弟。她叫徐挽，是姐姐。他们同年同月同日生，出生时相差不到半个时辰。徐家是青溪村的大户，世代行医。徐安的父亲徐德厚是村里的赤脚医生，母亲在家务农。龙凤胎出生时，母亲难产死了。徐德厚没有再娶，一个人把这对龙凤胎拉扯大。徐安从小体弱多病，三天两头往镇卫生院跑。徐挽身体好，壮得像头牛。徐德厚说，徐安的命是徐挽给的，没有徐挽，徐安早死了。
徐挽不记得这些。她的记忆是一片空白，像一面被打碎又被重新拼起来的镜子，裂缝密密麻麻，怎么都拼不回原来的样子。她不知道她的龙凤胎弟弟长什么样。老男人说，他和你长得一模一样。徐挽想不出来，她不知道自己的脸是什么样。
徐德厚带来的消息像一把生了锈的刀，把她的脑袋劈成了两半。徐安死了。徐安被车撞死的，在半年前，在马路口，在去给她买生日礼物的路上。那天司机喝了酒，闯了红灯，车速很快。徐安被撞出去很远，落在地上的时候还攥着那个牛皮纸袋，纸袋里是一条围巾。她不知道那条围巾是什么颜色的，徐德厚没有说。
徐挽在那间康复医院的病房里又住了半个月。她每天都会去一楼的活动室，打开那台旧电视。电视机还是那样，雪花点多，信号差，画面时有时无。那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女人还会出现，站在那棵开满花的树下，笑得很腼腆。她不知道那个女人是不是她自己。她听人说，镜子和照片是不一样的，镜子里的自己左右相反，照片里的自己才是别人眼中的样子。她分不清了。
她出院的日子定在下周一。徐德厚说他那天来接她，把她带回青溪村。他没有说她以后住哪里，她也没有问。她只是把床头柜里那些东西一样一样地装进蛇皮袋。搪瓷盆、棉鞋、旧衣裳，还有那张被水泡过的、模糊的老照片。她把照片翻过来，看着背面那行铅笔字，看了一遍又一遍。那行字很淡，铅笔的笔迹已经被水洇开了，只留下浅浅的凹痕。她把那行字念了出来：“1985年，徐挽与徐安结婚纪念。”她的眼泪忽然涌了出来，不知道为什么哭。徐德厚站在身后，说，你们以前的名字不叫徐挽徐安，是后来改的。你们以前叫徐双，徐生。为什么改，他没说。
出院的那天早上，徐挽把那台电视从活动室搬回了病房。不是想带走，是想拆开看看。她想知道那个女人到底是谁，她想知道她为什么要在那棵开满花的树下笑成那样。
她把电视机的后盖撬开了，里面布满了灰，厚厚的一层，像很多年没有清理过。她用刷子把灰刷掉，在电路板的缝隙里发现了一样东西。一张很小的纸片，比火柴盒大不了多少，折了好几折，被灰尘糊住了。她用镊子把它夹出来，小心翼翼地展开。纸片已经黄了，边角发脆。纸片上写着一行字，字迹歪歪扭扭，像是很小的时候写的，笔画的边缘像蚯蚓的痕迹。“徐挽徐安，同根同生。一个死了，另一个不能独活。”纸片的背面贴着一张一寸照片，很小，黑白，是两个婴儿挤在一起。她看不清楚，凑近了只看清了那两个婴儿的脸，一模一样的，分不出谁是谁。
她把纸片夹在笔记本里。
出院的那天，阳光很好。她跟在徐德厚身后，沿着医院那条灰白色的水泥路往外走。那棵桂花树在风中沙沙作响，花瓣落了一地，金黄色的，像碎金子。她停下来看了一眼，不知道这棵树是谁种的。她只是觉得，这棵树还会在这里长很多年，比她的命还长。
徐德厚在镇上给她租了一间房子，在她熟悉又陌生的青溪村。那个她曾经生活了很多年的村子，在她记忆里像一团被揉皱的纸。她慢慢在这里住下来，不知道以后要做什么，只是活着，像一株被移植到陌生土壤里的植物。她的记忆像一块被晒干的旧海绵，她把它泡在水里，等它自己慢慢吸水、膨胀，把那些被压缩在细小的纤维里的旧事一点一点地撑开，撑回原来的样子。她每天晚上都会做一个梦。梦里她站在那个院子里，那棵梧桐树的叶子已经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戳向天空。她推开门走进堂屋，堂屋里没有开灯。她的龙凤胎弟弟坐在那把竹椅上，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背对着她，低着头，像是在看什么东西。她走过去，想问他在看什么。她走过去，绕到他前面，蹲下来，看他。
他没有脸。不是没有五官，是整张脸都是模糊的，像被什么东西泡了很久，泡到皮肤都化了，五官都平了，只剩下一片光滑的、灰白色的、什么都没有的平面。他的手还在，手里捧着一面镜子，镜子里映出一张脸。不是她弟弟的脸，是她自己的脸，年轻的，没有皱纹的，没有泪沟和法令纹的。她从来没有老过，她的脸停在了很久以前的某一天，停在了她弟弟死去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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