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8章 煤场胡同（1/2）

第二天中午，何雨柱在食堂后厨收拾完最后一口炒锅，跟师傅打了声招呼，换了身干净衣裳就出了门。

他跟赵红梅约的是下午两点在夜校门口碰头。从食堂到夜校这一段路不算远，但中间要穿过两条胡同，过一个菜市口。何雨柱走得不快，一边走一边在心里盘算煤场胡同的位置——那地方他只去过一次，还是去年冬天帮一个黑市上的熟人送东西。胡同藏在东便门城墙根底下，曲里拐弯的，不是住在那一带的人根本找不到入口。

到夜校门口的时候，赵红梅已经等在老地方了。她站在祠堂门前的槐树底下，还是穿着那件灰布列宁装，头上扎着一条浅蓝色的方巾，手里攥着一个军绿色的帆布书包。看见何雨柱走过来，她抬手打了个招呼，动作利索，不像有些女同志见了男同志那样扭扭捏捏。

“没迟到吧？”何雨柱走过去问。

“是我来早了。”赵红梅把书包往肩上掂了掂，“煤场胡同离这儿远不远？要走多久？”

“得走半个多钟头吧。在东便门那边，过了城墙根还得拐好几条巷子。”何雨柱指了指往东的方向，“你要是嫌累，我借辆自行车带你过去。”

赵红梅摆摆手：“走路就行，不耽误你下午的事吧？”

“不耽误。”

两人并排往东走。正午的太阳挂在头顶偏南的位置，不算毒，但也刺眼。四九的秋天就是这样，早晚凉飕飕的，一到中午就又热又燥。路两边的槐树叶子已经开始发黄，风一吹就簌簌地往下掉，在地上铺了一层碎金似的叶片，踩上去沙沙响。

赵红梅走路的速度比何雨柱预想的要快。她步子不大但频率高，脚下是一双黑色的方口布鞋，鞋底磨得薄了，走路的时候能听见鞋底蹭地皮的沙沙声。何雨柱注意到她的布鞋后跟已经补过一块皮子，针脚歪歪扭扭的，一看就是自己缝的。

“你在铁路上干了多久了？”赵红梅一边走一边问。

“快一年了吧。”何雨柱想了想，“去年冬天进的铁路局，在公安段当乘警。”

“乘警？就是在火车上抓小偷的？”

“差不多。也管旅客纠纷、查票、维持秩序这些。”何雨柱轻描淡写地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工作。”

赵红梅侧头看了他一眼，镜片后面的眼睛眨了眨：“怎么想到去铁路上干的？你不是在食堂当厨子吗？”

“厨子也还在干着。”何雨柱说，“铁路那边是轮班制，跑一趟车回来歇两天，不耽误我去食堂上工。至于为什么去铁路上……”他顿了一下，“就是想多一条路。这年头，光靠一门手艺吃饭不太踏实。”

赵红梅点了点头，没有继续追问。她走路的时候习惯低着头看路面，偶尔抬起头往远处看一眼，然后又低下去。何雨柱觉得她这个习惯挺有意思——不是那种害臊的不敢看人，而是在想事情，走路也在想事情。

“你呢？”何雨柱主动开口，“你在纺织厂干多久了？”

“四年了。”赵红梅说，“十六岁进的厂，一直干到现在。”

“十六岁？那挺早的。”

“没办法，家里——”赵红梅说了一半，忽然打住了。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换了个话题，“上次谢谢你借我笔记。那道三角函数的题，我自己回去做了好几遍，总算弄明白了。”

“那题确实绕。”何雨柱顺着她的话往下说，“韩老师讲得也快，我第一遍听的时候也没完全听懂。后来自己想了两天，才搞明白那个辅助线的画法。”

“你也是自己想的？”

“夜校就这样，老师讲一遍就过了，剩下的得靠自己琢磨。”何雨柱说，“不像正规学校，有老师盯着你做作业、给你补课。”

赵红梅叹了口气：“我要是有机会上正规学校就好了。”

何雨柱没有接这句话。他知道说什么都没用——这个年代的女工，十六岁进厂，能上夜校已经算是很上进的了。正规学校？那得看命。

两人走过菜市口的时候，路两边摆满了卖菜的小摊。卖冬储大白菜的摊子前围了一圈人，摊主扯着嗓子喊“三毛钱一捆”，唾沫星子在阳光里闪闪发亮。一个推着板车卖红薯的老头从他们身边经过，板车轱辘压在青石板路面上咯噔咯噔地响。空气里混着白菜帮子的清味、烤红薯的甜香，还有不远处羊肉铺子里飘出来的膻气。

赵红梅在这些味道里走得很从容，不像一个从纺织厂出来的女工，倒像是在赶集的老街坊。何雨柱猜测她大概也是苦出身——布鞋后跟自己补，书包带子断了也是自己用针线接上的。这种人在这个年代很多，到处都是。但赵红梅身上多了一样东西：她那双藏在厚厚镜片后面的眼睛里，有一种不肯认命的光。

不是那种张扬的、咄咄逼人的不肯认命。是那种安静的、埋得很深的不肯认命。就像种子在土里闷着，你从地面上什么也看不出来，但它的根已经在往更深的地方扎了。

过了菜市口，往东走了大概一刻钟，路开始变得窄了。两边的房子从整齐的四合院变成了低矮的老旧平房，墙皮剥落，露出了里面发黑的青砖。房檐底下挂着成串的玉米棒子和干辣椒，有的门口还堆着煤球和劈柴。几个小孩在巷子里追着跑，看见何雨柱和赵红梅这两个陌生人，停下来站在原地盯着他们看，眼神直愣愣的。

“这一带都是老住户了。”何雨柱说，“解放前就住在这里的，好几代人了。”

“你朋友住这里面？”赵红梅看了看四周。巷子又窄又深，墙根下长着一层暗绿色的青苔，头顶上晾衣绳横一道竖一道地拉着，挂了刚洗的床单和背心，在风里啪嗒啪嗒地飘。

“一个熟人。”何雨柱没有多说。

他在巷子口停下来，辨认了一下方向。煤场胡同的正经入口不在这条主巷上，得从侧面一条更窄的夹道绕进去。那条夹道窄得只容一个人通过，两边是两堵高高的院墙，把光线挡得死死的。大白天走进去都觉得暗，地面是碎煤渣铺的，踩上去发出咯吱咯吱的细碎声响。

“你确定是这条路？”赵红梅站在夹道入口，探头往里看了一眼。

“走过一次。”何雨柱侧身让了让，“你先走，我在后面跟着。穿过去就到了。”

夹道大概有三四十米长，走到一半的时候，何雨柱闻到了一股淡淡的煤灰味儿。不是呛鼻子的那种，是那种在煤堆旁边站久了沾在衣服上的味道，干燥、微苦，带着一点硫磺的刺鼻尾调。这味道说明煤场胡同到了。

穿过夹道，眼前豁然开朗——但也算不上多开阔。煤场胡同其实是城墙根底下一条不规则的窄巷子，没有名字，也不知道当年是谁最早管它叫煤场胡同。胡同里到处都堆着煤，有的是堆在门口的空地上，用破油布盖着；有的是装在麻袋里，一袋一袋地摞成垛；还有两辆手推平板车上也堆满了煤球，大概是等着拉出去卖的。

煤灰在干燥的空气里悬浮着，像一层极薄的雾，在正午的阳光里泛着灰蒙蒙的光。地上、墙上、晾衣绳上，到处都落着一层细细的煤灰。就连墙缝里长出来的那几棵狗尾巴草，也染成了灰绿色。

“到了。”何雨柱说。

赵红梅从夹道里走出来，环顾了一圈。她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推了推眼镜，仔仔细细地打量这条胡同。从她脸上的表情来看，她不是嫌弃这个地方，而是在观察——像看一道不会做的习题那样，认真地、仔细地看。

“这里都是拉煤的工人？”她问。

“大部分是。”何雨柱指了指胡同深处一扇深棕色的木门，“我那熟人住那间。他爹以前在火车站扛大包，后来伤了腰干不了重活，就在家里躺着。他接了他爹的班，现在在煤站送煤球。”

赵红梅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

何雨柱走到那扇木门前，抬手敲了三下。过了好一会儿，里面才传来一阵拖拖沓沓的脚步声。门开了一条缝，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探出头来。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脸上和手上都沾着煤灰，眼窝深陷，看上去比实际年纪老十岁。

“柱子？”男人认出了何雨柱，把门拉开了一些。

“韩二哥，好久不见。”何雨柱点了点头，然后侧身让出赵红梅，“这是我夜校的同学，赵红梅同志。她想问点事。”

韩二哥看了赵红梅一眼，又看了何雨柱一眼，眼神里带着一丝犹豫。

“进来坐吧。”他最终还是把门推开了。

屋里不大，一张木板床占了一半的空间。床上靠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半盖着一条蓝花被子，正在打盹。屋里光线很暗，只有一扇窄窄的小窗口透进来一点光，照着桌上一只豁了口的搪瓷杯子和半块硬邦邦的窝头。空气中除了煤灰味儿，还有一股淡淡的跌打药膏的味道。

韩老二搬来两张条凳，用袖子擦了擦凳面上的灰。何雨柱和赵红梅坐下了。

“赵同志想问什么？”韩二哥坐在床沿上，手指不安地搓着裤腿上的煤灰印。

赵红梅从书包里拿出一张小纸条，上面写了几行字，字迹很整齐。她看了一眼纸条，然后抬起头来：“韩师傅，我想问问煤站拉煤的事。你们煤站的煤是从哪里拉来的？是直接从煤矿进的，还是从煤建公司的仓库拿的？”

韩二哥愣了一下。他显然没料到这个戴眼镜的女同志会问这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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