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陈调查员的去向（1/2）

第二天清早，唐秋萍先去了旧邮电所。

雨在夜里小过一阵，天亮又续上。邮电所门前的台阶被人踩出两条发亮的水道，门边吊着几只装报刊的麻袋，袋口用粗麻绳打了死结。绿漆招牌掉了一半，只剩“邮电”两个字还认得出来。门框上挂着一只旧信箱，箱口锈得发黄，投信口被一张牛皮纸封住，纸上写着“此箱已停用”。

柜台后面坐着胡师傅。他正在给报纸分版，手指蘸一点水，翻一张，平码到一边。柜台上摆着一只白瓷缸，缸口缺了一个月牙，缸底沉着半缸浓茶，茶色黑得像酱油。唐秋萍进门时，他没有抬头，只问：“寄信还是取件？”

“取一张退信条。”

胡师傅这才看她一眼。

唐秋萍把县局协查信的回执放到柜台上。信是三天前从南陇发往鹤岭农垦资料站的，地址写得很细，收件人陈怀石，资料站后门平房转交。回执上多了两个转递戳，最后一个戳的日期是昨天傍晚。退信理由只有四个字：迁址不详。

胡师傅把回执翻来覆去看。

“鹤岭退的？”

“应该是。”

“这封走得快。”他说，“雨季里能三天回来，说明那边的人没压。”

“我想查十年前的两封挂号信。”唐秋萍说，“寄件人陈怀石，收件单位也是鹤岭农垦资料站。”

胡师傅把水杯往里推了推。

“十年前的簿子，不一定在。”

“我不找住址。”唐秋萍说，“只看他后来把信寄到什么地方。”

“你是什么人？”

“写失踪的人，也替家属跑过几趟邮路。”

她没把记者证摆出来。记者证在挎包夹层里，边缘已经被雨气卷起。胡师傅看了看她，又看见回执上县局的红章，终于把报纸压上木板，从侧门进去。

里面是旧账册和包裹袋堆出来的一条窄路。过了好一会儿，胡师傅抱出一本很厚的挂号簿，封面用牛皮纸重新包过，包角上写着“八六至八七”。他把簿子放在柜台上，先用手掌压平，再翻到七月。

纸页一翻，屋里便起了旧纸受潮后的味道。

唐秋萍站在柜台外，不越过那条黄漆线。胡师傅翻得很慢，遇到字迹重叠的地方，就把眼镜摘下来擦一擦。她没有催，只看他手指停在哪一行。过了许久，他按住了两个日期。

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二日。

寄件人：陈怀石。收件单位：鹤岭农垦资料站。挂号。

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还是同样的寄件人，同样的单位。

“他后来在鹤岭？”唐秋萍问。

“信寄到那里。”胡师傅说，“人在不在，簿子不管。”

“信封是什么样？”

胡师傅愣了一下。

“这你也问？”

“有人怕信丢，会记得怎么封。”

老邮递员沉默片刻，手指在两行名字上轻轻敲了两下。

“他不用买的新信封。”他说，“总拿旧公文纸裁，裁得比柜台卖的窄一点。地址写得细，资料站、后门、平房、转交给谁，能写的都写。每次交完钱，都问一句：挂号信要是找不着了，能不能从路上找回来。”

“你怎么答？”

“我说，信有路，人没路。”

唐秋萍把这句话记进本子，没有写在陈怀石名字旁边，而是单独写在页边。她抬头时，胡师傅已经把簿子往里收。

“还有一件。”唐秋萍说，“三天前这封退回来了。今天我想再寄一封，不写陈怀石本人，写资料站的交接管理员。能挂吗？”

“能。”

“寄到鹤岭要多久？”

“路不塌，三四天。路一塌，谁也说不准。”

胡师傅从抽屉里摸出一张新挂号单。唐秋萍趴在柜台边填地址，笔尖划过湿纸，字迹比平时重。她写的是：鹤岭农垦资料站，查陈怀石旧案调离后公开交接信息。没有写住址，没有写家属，也没有写“保护”两个字。

胡师傅接过单子，先盖日戳，再贴上号码条。

“你们找的是个会躲的人？”他问。

唐秋萍把笔帽扣上。

“找的是一个知道该躲、又没躲干净的人。”

她从邮电所出来时，雨棚下停着一辆送报的自行车。车篓里塞着一叠被油纸包住的州报。唐秋萍从旁边绕过去，没有回头看柜台。她知道胡师傅也许还记得别的东西，也知道不能因为一句“怕信丢”就把一个人编成会留下线索的角色。眼下能用的，只有两行挂号记录和一张退信条。

县局那边，长途台已经排了人。

电话设在一楼小屋里，墙上钉着一块写满号码的木板。有人要找外县拖欠货款的亲戚，有人要给口岸边的司机报平安，门口排了四五个人。沈立川拿着介绍信站在最后，纸被他握得有点发热。

接线员是个瘦小的姑娘，耳朵上夹着铅笔。她接通一条线，又断一条线，嘴里不停说“请等”“占线”“再拨”。轮到南陇县局时，已经过去一个多钟头。

“省厅总机。”接线员把听筒递给沈立川，“说短一点，后面有人。”

沈立川接过来。

总机那头先问单位，再问处室。他报了三遍陈怀石的名字，第三次才被转到人事档案室。中间每换一条线，耳边都先是一阵沙响，再是陌生人“喂”的一声。有一次线路突然断开，他握着听筒站了两分钟，才等到接线员重新替他摇出去。

最后接电话的是个声音很哑的女人。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