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陈调查员的去向（2/2）

“省厅人事档案室。”

“南陇县局，核陈怀石旧案调离后的公开交接信息。”

对面没马上说话。

“手续呢？”

“县局介绍信，现案关联说明，罗明义签字。传真件正在发。”

“你本人？”

“沈立川。”

听筒里传来纸页翻动的声音。沈立川能听见不远处有人催接线员拨下一通长途，屋里的空气闷得发潮。

“你不是已经停职？”对方问。

“是。”

“停职的人为什么查人事底册？”

“我不查底册。”沈立川说，“只核公开交接单位和最后一次公开签名。”

又是一阵沉默。

“住址、家属、转移记录，不提供。”

“不要。”

“传真发来以后，下午给你一页。能给多少，看手续。”

“好。”

“别再打来问人在哪儿。”

电话挂断后，沈立川把听筒慢慢放回去。他放回去的时候，手指在听筒上停了一下——他想起省厅人事档案室那个女人说话的语气，不是说不能查，是说别再打来问人在哪儿。这句话的意思是，有人在她之前就交代过，如果有人查陈怀石，不要给太多信息。她给了一页，不是因为手续齐全，是因为她知道，不给这一页，沈立川还会再打。

接线员伸手去接，瞥见他还站着，便说：“省城的线就这样。下午不来，你明天再排。”

小周守在二楼传真机旁。

后勤领来的色带只剩半卷，装进去后，机器试转时咯吱作响。介绍信第一回打出来，单位名称中间缺了两个字。罗明义拿起纸看了一眼，没用，让小周换纸重来。第二回，日期打到一半，色带又卡住。小周急得额头出汗，手却不敢伸进机器里拽。他试了第三次，把纸重新卷好，用手压着纸边，慢慢推进去。这一次字打全了，但最后一行单位的电话区号缺了第一位，只剩后面四位数字。罗明义看了看，说可以了，区号是公开的，对方能查到。

“关机，掀盖。”罗明义说。

“会不会把带子扯断？”

“扯断就接，接不上再写。”

沈立川回到办公室时，看到的就是两人蹲在机器旁，一人举着手电，一人用镊子挑色带。窗外的雨映在玻璃上，传真纸一张张卷着边堆在地上。唐秋萍从邮电所回来，把退信条和挂号簿日期摆到桌面上。

“八六、八七，他都往鹤岭寄过挂号信。”她说。

罗明义直起身。

“能说明什么？”

“说明他调离后没有立刻离开那一带。”唐秋萍说，“也说明他不愿把信交给普通邮路。”

“也许只是工作地址。”

“是。”她点头，“所以我没写结论。”

传真终于在下午四点多接通。

机器先吐出一条空白边，接着才慢慢拖出灰黑色的字。纸打到一半时卡住，老民警不敢碰，小周只能等机器自己往前送。整整一页下来，字不全，边上还有一道黑线，但最要紧的几行还在。

陈怀石。

调离后交接单位：鹤岭农垦资料站，资料整理。

最后一次公开签名：一九九二年七月。

住址一栏被整块黑掉。家属信息没有附。交接人签字模糊得看不清，只有资料站的红章还留了半圈。

罗明义把传真纸举到窗边。

“三年前。”

“最后一次签名是三年前。”沈立川说，“不等于三年前人就不在。”

唐秋萍把两张挂号簿日期抄到同一页，又在

罗明义让小周把传真件复印两份，一份进现案材料，一份随下一班车带去鹤岭。小周问要不要立刻请鹤岭那边协查。沈立川想了想，只让他发一张查阅介绍信。资料站已经并入仓储公司，旧卷在不在、谁管，都得当面问；电话里多报一个名字，便多一处传出去的口子。

她没把笔记本合上。

“鹤岭。”她说。

沈立川把介绍信折进防潮袋，决定自己带去，不让陈怀石的名字再经过更多转接桌。他把介绍信折好以后，又看了一眼传真纸上的最后一行——最后一次公开签名：一九九二年七月。三年了。三年前陈怀石还在鹤岭签过名，三年后他的信被退回，理由是迁址不详。这三年的时间里，陈怀石要么主动消失了，要么被人从记录里搬走了。

当天傍晚，胡师傅托人把一张新的退信条送到县局。那是唐秋萍早上寄出的第二封信的收据，不是退回件。收据边缘的红章还湿着，证明信已经进了邮袋。

可第一封协查信的退信条仍压在桌角。

收件人：陈怀石。

退信原因：迁址不详。

沈立川把退信条拿起来，看了一会儿，又放回去。他想起陈怀石残页上的那行字——活体证人另问。陈怀石写这行字的时候，一定也收到过类似的通知，告诉他不要问，不要查，不要留在原地。他没有听，他把活体证人另问留在了纸上，然后走了。现在沈立川也在做同样的事——有人让他别查了，他还在查。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像陈怀石一样，被一张退信条从所有人的记录里抹掉，但他知道，在他被抹掉之前，他要把陈怀石找出来。他把退信条压在桌角，没有收进档案袋。他留着它，不是为了提醒自己，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停下来。雨还在下，退信条上的红章被屋里的潮气润湿了一点，红色洇开，像一滴血从纸里渗出来。他伸手把退信条翻了一个面，不让红章再继续洇。他不想让这张纸坏掉，因为纸上的字虽然少，但每一句都是线索——收件人陈怀石，迁址不详。他在这个里，看到了一个人被从记录里一点点擦掉的过程。他不想让这张纸消失，像陈怀石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