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5章 初到香江之语言关（2/2）
铜锣湾的夜晚灯火辉煌。远处，维多利亚港的轮渡亮着灯，在漆黑的海面上划出一道道光痕。更远处，九龙半岛的高楼像黑色的剪影，点缀着无数灯光。
这就是香港。机会与风险并存的地方。
一张八十一年的借据，可能一文不值，也可能价值连城。关键看怎么用。
我想起丁老的话：在香港，要善于和不同的人打交道，但也要保持警惕。
周卓凡这样的人，是敌是友？是合作对象还是竞争对手？现在还不知道。
但我知道，这张借据是一个切入点。一个可能打开局面的切入点。
我需要更多信息。关于周家的，关于晚清民国时期粤港商人往来的……
还要等待时机。贸然行动只会坏事。
我打开台灯，拿出纸笔，开始制定计划。
第一步：从别的渠道了解怎么能把大陆的东西带过来。
第二步：研究周家的产业和商业布局。找到可能的合作点。
第三步：提高自己的分量。在华润站稳脚跟，做出成绩。只有这样，才有资格和周卓凡这样的人对话。
第四步：等待合适的时机。
写完计划，已经深夜十一点了。陈建国和李卫国都睡了，房间里响起轻微的鼾声。
我走到窗前，看着香港的夜景。
这座城市，刚刚向我露出了它复杂面貌的一角。而我要做的，是在这片繁华与混乱中，找到自己的路，找到为国家服务的方式。
那张光绪十年的借据，也许是个开始。
也许什么都不是。
但无论如何，我已经踏上了这条路。从山西农村到香港中环，从农业生产到国际贸易，这一步跨得很大。
但我有信心。因为我知道历史的方向，知道国家的未来。
更重要的是，我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来。
为了学本事，为了攒资本，为了将来回去建设家乡，建设国家。
这个信念，会支撑我走过在香港的每一天。
窗外的香港，依然灯火通明。这座不夜城，不知道隐藏着多少故事，多少机会，多少陷阱。
而我，韩浩，一个来自1961年的重生者，一个华润公司的新员工，将在这里写下属于自己的篇章。
来香港的第一个周日，我没有像其他新同事那样去逛街、看电影或者游览景点。
清晨五点，天刚蒙蒙亮，我穿着普通的灰色夹克和黑色裤子，背着一个帆布包出了门。包里装着几个馒头、两件旧外套、一壶凉开水，还有一小瓶云南白药和几卷纱布——以及一包“大前门”香烟和一小瓶廉价白酒。后者不是给我的，是“敲门砖”。
铜锣湾的街道还未完全苏醒。我走到电车站，等第一班叮叮车。
“去鲤鱼门。”我对售票员说，递过两毫硬币。
鲤鱼门位于香港岛东北角。空气中弥漫着海腥味和机油味。我沿着海岸线慢慢走，眼睛警惕地观察着。
第一次尝试搭话，是在第二个周日，西贡一处僻静礁石滩。
两个年轻人刚从水里爬上来，冻得嘴唇发紫。我把外套和馒头扔过去后，没有立刻离开，而是站在十几米外，点燃了一支烟。
“后生仔，食支烟，暖暖身。”我用生硬的粤语说，把烟盒递过去。
两人警惕地看着我，没动。
我换回普通话，语气尽量平和：“我也是从北边来的。放心，我不是‘花腰’（警察），也不是‘蛇头’。就想问点事。”
其中一个年纪稍大的，迟疑着接过烟。我帮他点上，他猛吸一口，呛得咳嗽。
“大哥……你想问什么？”
“路线。”我压低声音，“我老婆还在老家，我也想接她过来。你们怎么过来的？从哪里下水？什么时候安全？”
两人对视一眼。年轻的嘟囔：“凭什么告诉你……”
年长的制止了他，看了看我放在地上的馒头和外套，沉默了几秒。
“元朗……落马洲那边。晚上两点以后，潮水退到小腿，有‘带路党’（向导）接应，一百港币一个人。但最近查得严，上周‘沉’了（被抓）好几个。”
“水路呢？”
“水路险。我们就是游过来的，差点没命。大屿山那边听说有船，但贵，要五百，还不包到岸。”
我记下信息，又从兜里掏出二十港币，塞给年长的：“找个地方换身干衣服，赶紧走。别在这停留，天亮了不安全。”
两人千恩万谢，搀扶着消失在礁石后。
第二次深入交谈，是在流浮山一片红树林边缘。我“偶遇”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他腿受了伤，靠在树上喘息。我帮他包扎，递上水和白酒。
他灌了一口酒，长舒一口气。
“老弟，你也是‘等船’的？”他打量我。
“等家里人。”我蹲下，“老哥，你经验多，给指条明路？陆路稳还是水路稳？”
“没有稳的路！”他苦笑，指了指受伤的腿，“我走了三次。第一次走梧桐山，被抓了，关了一个月遣返。第二次走沙头角，差点被地雷炸死。这次走水路，船翻了，拼了命游过来，腿还被礁石划了。”
“哪条路成功的人最多？”
“看运气，也看钱。”他压低声音，“如果你肯出大价钱，找‘大艇家’（组织严密的偷渡集团），他们有快艇，从蛇口直冲新界西北，只要十几分钟。但价钱吓死人，一个人要一千五，还得有关系才找得到门路。”
“时间呢？”
“农历初一、十五大潮前后，晚上涨潮时最好走。每月那几天，‘水警’（水警轮）巡逻也有规律，老手都懂。”他顿了顿，“但我劝你，能不冒险就别冒险。我过来半个月了，住在笼屋里，一天做十二小时工，赚的刚够吃饭。香港是天堂，也是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