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章 血脉相连的爱（二）（2/2）

“人民医院不行，那你要去哪儿？去市里就不是个安排，这里面好多事！你一个从来就操不好心的人，跟你说了也不懂！”爸爸不耐烦地跟妈妈掰扯：“再说了，别人请客的事一个月前就跟我说了。都说好了，好多朋友来要好好聚聚，其中几个还是冲我来的。我不在不行的。”

“都什么时候了，能不能分清轻重缓急啊？！身体重要，还是那些乱七八糟的事重要啊？！”听到他们说的话，我实在压制不住情绪，朝爸爸吼起来：“爸！我严肃地跟你说，这不是小事！听我的，赶紧收拾东西，坐明天早班车到省城来！如果你们明天不来，我就坐车回去拉你们来！”这是我第一次冲爸爸发火，也是这辈子唯一一次。电话里一阵沉默，我平静下来，接着说：“另外，爸，你给全叔叔打个电话，你可以把你的情况跟他说说，问问他能不能给介绍个权威点的医生。”

爸爸许是被我的吼声吓到了，或者是被我强硬的态度和突然的转变震惊了，又或者通过我的反应他才意识到问题有多严重，他没再讨价还价。来省城后，我再三强调找全叔叔的重要性，爸爸才犹豫着从手机里翻找出全叔叔的电话号码。一条短信，字斟句酌，删删改改，打字打了二十几分钟才发出去。他不喜欢找人帮忙，怕给人添麻烦。这是他继我上大学填志愿之后，第二次找全叔叔帮忙，也是这辈子最后一次。

托全叔叔的福，爸爸很快在省城医术最厉害的医院住院检查，主治医生是这科最好的大夫之一。检查结果与茜堂姐推测无异，膀胱癌晚期。从住院检查到确诊前一刻，爸爸还笑嘻嘻地说我和妈妈过度敏感了，肯定不会有事。不知他这么说是想安慰我和妈妈，还是自我麻痹，给自己逃避现实多争取几天时间。无论他怎么想，这些在我眼中都成了他轻慢疾病、消极治疗的“铁证”。确诊后，妈妈的天塌了，呼天抢地，满脸愁容，每天眉头紧锁，瘫坐在病床尾，嘴里喃喃地责怪爸爸没早点做检查。和爸爸相比，从旁走过的人乍一看，会以为她才是病人。而爸爸在得知确诊那一刻便委顿了下去，爱讲道理的嘴不贫了，目光空洞，精气神瞬间被抽空，整个人矮了一截。全叔叔来病房看他时，他像打了鸡血似的短时间支棱了一会。全叔叔一走，他立马蔫了，比之前萎靡得更厉害。

看见爸妈失神彷徨、手足无措的样子，我只能站出来主持大局。我驾轻就熟地拿出多年前练就的技能，忽视自己的感受，把情绪关进笼子，化身解决问题的机器，硬啃透茜堂姐发来的好多篇核心期刊相关专业医学论文后，开始给爸妈进行癌症科普。我告诉他们癌症并非无可救药，得了癌症不是宣布死刑立即执行，没想象得那么可怕。人生这趟行程，所有人最终目的地都是“死亡”，早晚而已。如果能把这行程拖得足够长，得癌的影响就不大。癌细胞不是外来毒物，是身体原本的细胞，只是功能失常、生长速度失控了而已。我现学现卖，给他们脑子里灌输癌症治疗的医学常识，给他们介绍这病可能的诱发原因、治疗方式和治疗效果，告诉他们只要积极治疗，这个病近五年存活率能达到百分之七八十，继续活着是个大概率事件。无论他们是否能懂、能懂多少都不重要，我旨在让他们对这个病熟悉、面对、脱敏，把他们的注意力困在理解各种医学名词和医疗原理里，无暇陷入情绪的泥潭，自怨自艾。

与生活对抗是一场试炼，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当你置自己于身外之时，生活就拿你没有任何办法了。没想到二十年前我质疑、厌弃却被迫掌握的那套“自我保护技能”，这时派上了大用场。我的做法有些冷漠，不近人情，可要在生活的“风暴”中拖着爸妈努力前行，必须扔掉情绪和思想的包袱，把自己从过去无法改变的事实中拔出来，轻装上阵。这种时候，最重要的是强化求生意志和解决新出现的问题，悲伤、痛哭、指责统统是无用的、最要不得的自我消耗。我的精力要放在消化医生的话、对治疗方案做决定和术后护理上。

主治医生提出用内窥镜经尿道上行至膀胱切除病灶的手术方案。我问：“不用做膀胱全切吗？据说全切转移率低、生存率更高呢！”医生说在相同治疗效果下，会以对病人损伤更小的原则确定手术方案，能保住的器官尽量要保。如果内窥镜切除能解决问题，就能保住膀胱，后期通过定期灌注化疗药控制复发，生活质量相对更高些。如果实在保不住，才会考虑全切的手术方案。医生和我沟通手术方案和术前要做的准备，妈妈哭丧着脸在一旁听着，医生把手术签字单递给妈妈，她恨不得把五官揪成一坨说：“你们说的这些我都听不懂”，然后把单据推给了我。从签字的那一刻开始，我知道我要为这个家“做主”了。

次日，爸爸推进手术室三个多小时后，全副武装的医生拿着一个小塑料瓶出来。他指着泡在瓶里一团模糊的肉色告诉我那是切下来的病灶部分。由于癌细胞呈浸润性生长，长得过于泛滥，内窥镜无法彻底切除，还是要做膀胱全切。我伸手想拿那个装有病灶的小塑料瓶留作纪念。医生说那个要做切片和病理分析，说完，拿着小瓶转身进了手术室。

妈妈得知还要做一次全切手术，脸上的皱纹再次挤成了包子褶，不断絮叨抱怨：“啊？！还要做？那这一刀不是白挨了？真是冤枉挨刀，又冤枉花钱啊！……为什么一开始不直接做全切，要做两次？再做的这个手术要花多少钱？是不是故意诳人做手术骗钱的？……这么短的时间做两次手术，身体哪能受得了啊……”我把医生术前跟我们沟通过的手术方案确定原则又跟妈妈掰开揉碎了细细讲了几遍，告诉她医生原打算保住膀胱才安排先做内窥镜手术，而且即使不用内窥镜做切除，用内窥镜做组织取样检查，步骤也是差不多的。医生没有忽悠我们，也没有骗钱。我讲了许久，妈妈才接受再做一次手术的事实，并让我跟爸爸讲。

爸爸麻药散退后，虚弱地躺在床上。妈妈一把掀开被子查看。爸爸拼尽全力拽紧被子角，满脸通红，用仅剩的力气吼妈妈：“注意点！”他不想让我看，但我已看见，尿道口插着比小拇指略细的塑料管，管子里尿液混杂着血块和血丝。

我跟爸爸讲还要做一次手术、为什么要做以及大概会怎么做。爸爸躺在床上听着，一言不发。我说到后面，他干脆闭上眼，一副“我是砧板上的鱼肉，你们爱怎样就怎样”的样子。不知他是对自己身体状况感到失望，还是对家里的事失去引导和掌控能力而感到无力，又或者他只是累了想休息……

考虑到我爸的年龄和身体状况，腹腔镜膀胱全切、皮肤造口手术安排在两天后进行。医生告诉我这个手术比之前的手术复杂，有可能要输血，需要提前准备至少800l血备用，备血的事要我到住院部楼下的献血车那儿找血站的工作人员办理。

我回家翻出厚厚一沓红色的“无偿献血证”。那是我从18岁起，每隔半年到一年去街边的献血车献血的记录。直到有一年，我去一线城市出差，熟练地登上街头献血车进行指尖采血后，没等我挽起袖子露出胳膊，初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血红蛋白未达标，简单来说就是贫血，属于不适合献血人群，不能献。此前若干次，省城血站的工作人员从未提过我有贫血的问题。我不在例假期，身体没什么不适，也没生过大病，怎么会突然贫血了呢？我悻悻地从献血车上下来，一面感慨一线城市对血液指标要求比省城高，一面也对省城献血初检准确度埋下了怀疑的种子。我有规律的献血行为至此终结。

我拿着那沓厚厚的献血证走上无比熟悉的献血车，心中庆幸自己曾经的善举竟在这一刻等来“回报”。此前，我从未想过有一天会真的用上这些证。我问工作人员：“我爸手术备用血需要800l，能不能用我献血证里记录的量直接抵扣？”

工作人员接过我手上的证逐一翻看，然后点头笑答：“可以的。根据规定，亲属使用量在您本人献血量范围内是免费的。不过不是直接抵扣，需要办理用血手续。现在血站用血紧张，如果今天办手续的话，根据用血需求排队，最快要到两周后才能排到。”

“啊？！我爸过两天就要做手术了，来不及哦，那怎么办？”我有些焦急。我知道用血紧张不是一两天的事，十几年前办“血脉相连的爱”讲座时血站就用血紧张，紧张的这套说辞十几年都没变过。只是没想到这一“紧张”能把用血需求推到两周后。谁住院会提前两周提用血需求？如果碰到手术中大出血，需要加大用血量又该怎么办？难道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就不治了？我觉得事不是这么办的，却无力反驳。

血站工作人员客气地说：“是这样的，这里有个亲属献血互助的途径。亲属现在在这里献血达到献血量的话，可以到血库把血优先提取出来。每人每次最多献400l，800l的话，你们需要两个亲属。”

“你确定献了血，我爸手术前备用血一定能到位吗？”我听多了套路，不相信他随口说的话，可又没有别的办法证实他说的真假，只好口头再确认一遍。

工作人员态度温和地点头：“你们献了血后，相同血型的可以直接使用，有不同血型可以进行置换，一定能有血用的。”

我弄不清他们的工作流程和申报手续，只能选择相信，别无他法。在工作人员指导下，我填了一堆亲属互助用血的表格，然后叫来老公，一起挽起袖子。我想起在外地献血的经历，问工作人员：“之前有人说我血红蛋白不达标，你看我的指标能献吗？”

工作人员又看看我的初检检测纸说：“嗯，是比正常指标偏低些，不过只抽400l问题不大，你回去多喝水，多补充蛋白质，很快能补回来的。”

滴答、滴答。血袋逐渐鼓涨，天平的指针在砝码和血袋间左右摆动。滴答，滴答……不同城市的血站工作人员对于同样指标给出了不同结论。我不是学医的专业人员，无法判断孰对孰错。但这时，无论他们结论对错，我都只有献血一条路可走，否则备血工作无法完成。

第二次手术进行了十个多小时，手术等待室的人走完了，只剩我，爸爸是最后一个被推出来的。医生说手术很成功，出血量不大，没有输血。护工帮我把爸爸推回病房，护士揭开被子，向我和妈妈讲一些基本的看护要点和护理操作。我除了看见医生之前说过的腹腔镜手术开口处贴着几处纱布，还看见右腹还贴着个比巴掌略大些的塑料袋。黄、绿色两根圆珠笔头粗细的胶管从红色外翻的皮肤造口处穿出，套在塑料袋里。护士告诉我们那个塑料袋叫造口袋，里面的胶管叫导管。她在造口袋下接了个更大的尿袋，让我们注意观察袋子里的尿液量，如果出现导管堵塞的情况，要及时告诉她。到这时，我才真正明白医生所说膀胱全切带来的生活质量下降究竟意味着什么。爸爸剩下的人生要与那一大一小两个塑料袋永远相伴了。

从确诊那一刻开始，爸爸抽了几十年的烟说戒就戒了，酒也不喝了。每天观察导管堵不堵，定期复查、更换导管，时刻提防那两个防不胜防、不知什么时候会渗漏、带来麻烦和尴尬的骚气塑料袋，适应与它们共存的日子。平稳地过了五年，爸爸逐渐给自己解了“酒禁”，时不时喝酒庆祝自己抗癌成功。当我们都以为化险为夷时，第六年，癌细胞转移了。原来“近五年存活率”就是字面意思，没有隐含“前五年容易转移”、“躲过前五年后面就好了”之类的含义，那些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误解和臆想。

我带爸爸去检查、住院、治疗。这一次，妈妈比之前坚强了些，没有哭天抢地，情绪都发泄在跟爸爸吵架拌嘴上，吃饭吵，睡觉吵，洗漏湿的衣裤和被絮更是吵不停。由于疫情管控，住院期间只允许一人陪护，病人及陪护需持24小时内绿码，不允许日常探视。不用安抚妈妈的情绪，不用居间调停爸妈的争吵，陪护期间我耳根子清静了不少，反而比在家轻松许多。

骨转移，从腿疼到髋骨，无法站立；肺转移，咳血。一轮又一轮化疗对癌细胞扩散抑制效果不明显，但化疗的副作用却日渐凸显——恶心、呕吐、吃不下饭，越来越低的红白细胞指标。爸爸肉眼可见地瘦了下去，短时间内从一百二十多斤瘦到八十斤。我开玩笑说爸爸是为了我能轻松把他从轮椅上背起来，故意减重给我减负。爸爸也只是虚弱地笑笑。

爸爸贫血、乏力越来越严重，升白针刺激白细胞生成速度不快，红细胞靠吃一点吐大半的方式补充速度还赶不上升白针，而入院、复查、出院各环节定期抽血化验的“系统性失血”是雷打不动的。我想给爸爸输点血，即使无法提升骨髓造血功能，能缓解贫血也是好的。

我拨通血站的电话，工作人员得知我的用血需求后，进系统查询许久才说：“不好意思久等了，你的可用血没有那么多额度。”

“怎么会没有呢？这血量是我所有献血证加起来的总量，而且我从来都没用过。你能帮我查查是怎么回事吗？”我不知哪里出了问题。

“系统里有一次800l的使用记录，使用时间是六年前，使用医院是……”

“我爸上次住院做手术没输血，医生跟我说过的。手术费里也没有输血的相关费用。肯定是搞错了。”没等工作人员说完，我赶紧解释。

“系统显示你提交了用血申请，血站把血出库交给医院，你相应的献血量也已经核销了，不会错的。”工作人员说。

“可我们根本就没用血，血就不会退回去吗？怎么会核销呢？而且手术前填写的不是亲友互助用血申请吗，让我和我老公又献了800l才备血，怎么变成用献血证里的额度申请了呢？”我感觉走进了一个巨大的、说不清的套路里。

“系统显示你提交的就是用血申请，没看到有你所说的亲友互助献血记录哦。血是有使用时间的，如果你没用，医院会安排给其他有需要的病人，不会退回来。你的使用记录是从血站这边出库起，相应血量就核销了，这是规定。我们是按规定办事，不会错的。”血站工作人员说话一如既往地温和客气，我却深深感受到这温和背后的系统性规定令人脊背发寒。

看清套路后，我反而冷静下来，问道：“以我的用血名义出库的血给其他病人用，其他病人用血要交钱吧？”

“我们只管出库给医院，医院要怎么用是医院的事，我们管不着。”工作人员刻意避开收费问题不说。

“以我的用血名义出库的免费血输给其他病人，就变成了要收费的血。加上亲友互助献血，一次不必要的手术备血套取1600l免费血供给收费端，你们就是这么赚钱的吗？”我忍不住质问。普通人的善意竟光明正大、“合理合法”地变成了某些人牟利的工具，这让我有些意难平。

“我们血站是不赚钱的，提供的血液也是不收费的哦。只是采血、检验、存储和运输血液需要成本。输血收取的费用是这些成本的费用……”工作人员像机器人一样背着固定答案，说着我二十年前在无偿献血讲座上听过的那套说辞。这套说辞冠冕堂皇，我无从辩驳，但事实是对献血者优先等量用血的承诺无法兑现。在所谓“制度”的框架下，通过各种操作套取免费血，转手拿去卖钱。我只能说中华语言博大精深，取巧的说法千千万，信与不信，取决于你对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认知和看法。

“那您现在还需要办理用血手续吗？”工作人员解释完后问我。

“我如果现在提交申请，血站把血配送给医院，也要由医生决定给不给我爸输，输多少是吗？如果医生不给输，转给别人用，我的献血量也会跟上次一样被核销，是吗？”我问。

“是的。如果你不放心的话，可以先垫付钱输血，再拿着发票来血站办手续报销。”我不知在报销过程中还藏着什么幺蛾子，但这一答复终究为我指明了方向。我挂上电话去找医生，医生却以输血改善效果不大但疫情期间输血风险过高为由拒绝了我的诉求。

经历过这些后，我忍不住会想：如果我18岁前就知道会是这样，我还会去联系那次讲座、促成那场晚会吗？还会去献血吗？也许……还是会吧。那时的我需要做一些事证明自己，需要被认同。那些是我寻找人生意义的锚点、实现自我价值的抓手。只是做那些时，我心底无私助人的自豪和崇高感会少许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