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86章 京字510480（1/2）
京字。
一个三十岁的关外人，指着地图上那三个字，对满屋子劝他的人说：我要考它。
满屋子的人都笑了。
那是1978年的春天，鞍山的雪还没化净，区教育局院子里那几棵老杨树刚抽了青芽。吴福辉站在人群中间，西装领口别着一枚磨得发亮的红五星胸章，说出那三个字的时候，声音不大，却像往一锅滚水里丢进一块石头——先是死寂，然后是此起彼伏的劝。
“吴老师，你这是烧昏了头。”
“北京的能人这么多，你一个中专底子，再拼十年也是给人家垫底的。”
“宁为牛头，不为凤尾，老祖宗这话总没错吧。”
他听完了，没有争辩，只是把手里那本卷了边儿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合上，说了一句让人噎住的话：“我这一辈子，就只想做凤尾。”
没人接得下去。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眼前这个说话慢条斯理、偶尔还带两句上海腔的男人，是个一天大学都没上过的中学老师。
可偏偏就是这么个人，敢在那个“1977年高考刚刚恢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年代，把眼睛盯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
不是本科，是研究生。
不是省内的任何一所大学，是北大。
消息传开那天，鞍山十中的老师们在食堂里端着搪瓷缸子，把这事儿当成一个笑话，传了一整个冬天。
“老吴这是魔怔了。”
“他要是能考上，我把这搪瓷缸子吃了。”
吴福辉听见了，只是笑笑。
他这一生，听过太多的笑，早就不在乎了。
他这个人，说来也奇。
吴福辉没有上过大学，可他的学识，比许多大学毕业生还要高出一截。
这份学识，不是从课堂里来的，是从一场场人生的颠簸里，一点一点攒出来的。
他小时候住在上海静安寺附近的爱文义路四寿村，那是个典型的上海弄堂。
弄堂窄，房子旧，可里头的生活却是有声有色的。
天刚蒙蒙亮，卖豆腐的梆子声就沿着青石板路敲过来了，接着是生煤炉的咳嗽声、倒马桶的木桶声、女人隔着窗喊孩子吃饭的尖嗓子。
吴福辉小时候就趴在阁楼的小窗上，看这些活色生香的人间烟火，一看就是一整个上午。
那时候的上海，是他记忆里最柔软的一团光。
后来因为父亲被调到东北支援工业建设，举家迁到了鞍山，他从此就成了个“关外人”。
刚到鞍山那几年，他别扭极了。
满耳朵是东北话，满眼是灰扑扑的厂房和焦炭，出门买根冰棍儿，老板都要问他“打哪儿来的”。
他开始学着说东北话，说得地道圆润，一张口就是一股苞米碴子味儿。
可要是碰上个上海老乡，他立马又换回一口纯正的沪语，那声调软得像弄堂里的梅雨季。
鞍山把他养大了，上海却在他心里扎了根。
越离得远，那个地方就越清晰。
他后来写过一篇《弄堂深处是我家》，把那幼时在静安寺附近的生活，写得连声响和气味都能让人闻见。
弄堂里那股混合着煤球、饭菜和潮湿墙皮的味道，他写得出；夏天傍晚弄堂口乘凉的老太太们摇蒲扇的哗啦声，他也写得出。
人这一辈子的底色，往往就是童年那一层。
吴福辉是真正酷爱自由的人，感情浓得像一团火，爱好也多得吓人。
他爱玩，爱旅游，爱交朋友，还爱收藏各种奇石，书房里摆着一架子奇形怪状的石头，每一块他都说得出来历。
可在这所有爱好之上，他最爱的是读书。
他这人读书，靠的是两样东西：一股子聪明劲儿，外加满腔子热爱。
青少年时代，他就把古今中外的文学名着翻了个底朝天。
别人读书是为了考试，他读书纯粹是为了快活，读到兴头上，能捧着书熬个通宵，第二天照样精神抖擞地站在讲台上。
这种“无目的”的杂览，读出来的不是死知识，是一种眼界，一种灵气。
他的老同学温儒敏后来感叹，这种“漫羡而无所归心”的杂览培养出的感受和视野，不是科班训练所能达致的。
因为读书，吴福辉没有上过大学，却胜似读过大学。
也正因为这份杂，当他在鞍山十中高中毕业后留校教书时，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站在讲台上讲起文学来，能把台下的矿工子弟和农民子弟，都讲得眼睛发亮。
鞍山十中在城郊，学生大多是矿工的儿子、农民的儿子。
吴福辉刚来时，心里是有过“落差”的——他见过上海的繁华，如今却站在煤灰飞扬的郊区讲台上。
可这份落差没把他打垮，反而让他比那些从学校到学校的书呆子，更真切地看见了基层的人怎么活。
他教书教得极好，从普通老师一路升到教导主任。
日子安稳下来，他本该就这么按部就班地过下去了。
可他没有。
因为就在鞍山十中旁边不远，有一座图书馆。
那是吴福辉的天堂。
一下课，他就钻进图书馆，一泡就是一整天，饿了啃两口冷馒头，渴了灌一缸子白开水，跟那些泡在阅览室的老读者混得比谁都熟。
馆里有什么书，放在哪个架子，他闭着眼都能摸到。
1977年冬天，高考恢复的消息传来，整个中国都沸腾了。
无数下乡知青、厂矿工人、回乡青年，从田埂上、从机床边、从猪圈旁，重新捡起课本，冲向考场。
吴福辉也心动了。
可一算年纪，他心凉了半截——那年高考对年龄有严格限制，他超龄了，报不了名。
那阵子他整夜整夜睡不着，趴在宿舍的小桌上，就着一盏昏黄的灯泡，一遍遍翻那些早已翻了无数遍的书。
命运像是存心要跟他开玩笑。
1978年春天，考研的补充通知来了。
这消息像一道闪电，劈开了他心头那层灰。
吴福辉几乎是一路跑着去报的名。
消息传到学校，先是错愕，后是哄笑。
“高考恢复那阵儿，去考大学的人都快挤破头了，谁听说要去考研究生的？”
“老吴这是哪儿来的胆子？”
人们正新鲜着“考大学”这件事，他倒好，一步跨到了“考研究生”上头，比时代整整快了一拍。
直到听说他报的是北大，那些哄笑才变成了一种复杂的关切。
熟的不熟的，一个个都找上门来劝他。
“吴老师，你听我的，考辽宁大学，咱省内最好的学校，稳妥！”
“一个自学的人，能在这种竞争里考上辽宁大学，都算烧了高香了，你非要拿这仅有的机会，去赌那够不着边的北大？”
“北京的能人堆成山，你一个中专基础，再拼命，将来也是给人打底子的。”
“宁为牛头，不为凤尾，前人早有总结呀。”
吴福辉听着，脸上一直挂着笑。
他知道，这些劝，都是善意的，都是真心为他好的人。
可他们越劝，他心里那个念头就越清晰。
他这人，偏就信一条反过来的理：宁为凤尾，不为牛头。
他坚信，名师出高徒。
名师的水平，就像一架高高的梯子，你站上去，才能看得远；你不跟那些堪称天才的人摩擦，不跟他们撞出火花，你凭什么变得更优秀？
他想要站在那架梯子上。
而北大中文系，恰好有一架让他仰望了半辈子的梯子。
导师王瑶、严家炎，学界闻名。
着名文学史家王瑶，是朱自清先生西南联大时的研究生，每逢纪念朱先生，中央报纸上都能读到王瑶的怀念文章。
吴福辉买过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国诗歌发展讲话》，一字一句读下来，心服口服，恨不得立刻站到这位先生面前。
严家炎引起的对柳青《创业史》人物的讨论，也是当时文坛都知道的大事。
这两个名字，像两盏灯，在他心里亮了好多年。
可真正让他下定决心非考北大不可的，还有一条几乎要命的理由——
北大这个专业，居然不考外语。
吴福辉在鞍山十中长期读的是中学，那所学校是不开外语课的。
他满打满算，只有解放前读上海小学时学的那点英语皮毛，连一句像样的句子都说不完整，拿来应付研究生考试，简直是拿鸡蛋碰石头。
要是真考外语，他连进考场的资格都没有。
所以当他打听到北大这个专业不必考外语时，那颗悬着的心，才总算落回肚子里。
可北大也有北大的狠。
这门课，除了不考外语，还要加考“中国古代文学”一整张卷。
考现代文学，却要考古代文学，不是考一两道题，而是考整整一张卷。
这样的考法，放眼全国，绝无仅有。
别人听了直咂舌，吴福辉却越听越上瘾。
他从这张卷子里，窥见了一条治学的门径：研究现代文学的人，得懂古代文学，得懂外国文学，得懂中国的语言文字，得懂中外的文艺理论。
上下左右，要贯通起来。
人家把门槛垒得越高，他越觉得，这才是自己该去的地方。
所有的选拔，说到底，都是分子和分母的较量。
吴福辉不知道自己到底跟多少人同场竞技。
可他从1977年高考那吓人的录取比例里，能推算出个大概。
他报考的那个学科，怕是有几百人报名，能进复试的或许只有12个，最后只录取3个。
几百人，争那3个名额。
而他要面对的最可怕的对手，是因历史原因，整整十年积压下来的大学本科毕业生。
十年啊，那是多少人。
分子不会扩大，分母却会一直扩大。
从几百分之十二，到四分之一。
越是残酷，吴福辉的斗志反而烧得越旺。
他抱着一腔近乎执拗的信念，只当分子，绝不当分母。
可话说回来，到底怎么才能赢？
吴福辉清楚，决定胜负的，是一环扣一环的细节，而最要紧的头一条，就是打好基础。
他自己的底子，是那些年一册册啃出来的，厚实得很。
可他还嫌不够。
晚上回了宿舍，他把自己白天领会透的内容，一句一句讲给舍友们听。
“这段你听懂了没？不懂我再讲一遍。”
舍友们被他讲得头昏脑涨，却也真把那些知识点记了个七七八八。
吴福辉自己呢，讲一遍，知识就又巩固了一层。
他管这叫“以讲代学”——你教别人的时候，才是学得最透的时候。
除了基础，他还琢磨出了一整套应试的门道。
笔试，卷面必须整洁，字要写端正，别让老师看着烦。
做题，先做有把握的，把能拿的分稳稳攥在手里，别在不该费时间的地方纠缠。
不会的，也不能空着，选那个看起来最有可能的答案。
主观题拿不准的，就把能想到的可能，统统罗列上去，说不定里头就藏着正确答案。
这一套套，都是他自己一点点从错题里抠出来的血泪经验。
日子在紧张里，一天一天地过。
直到有一天，一封信，从北京，寄到了鞍山。
那封信，在单位负责人的桌上，整整躺了半个多月。
等它辗转递到吴福辉手上时，他拆开信封的手，都是抖的。
里面是一张准考证。
考号“京字”。
北京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挂号发出准考证的日期，是1978年4月18日。
可他收到信时，鞍山邮戳上清清楚楚地印着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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