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0章 公函南下（2/2）

劳动教养制度最早始于一九五七年，长久以来，它是我国一种非刑事处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措施。这一年八月三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当时主要针对的对象，是那些罪行轻微、尚不够追究刑事责任，可又不适宜继续留在社会上的人员。目的，就是要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闲散劳动力收容起来，通过劳动改造，使其能够自食其力，重新做人，以此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顺利推进。

劳教制度最初并没有明确的劳动教养期限，条文只写明，对于需要实行劳动教养的人员，可以由民政申请、公安部门，或是机关、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又或是家属、监护人提出申请，经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委员会，或是受其委托的机关予以批准。

在此之后短短一年左右，全国各地陆续建起上百处劳动教养场所，县里可以办劳教，公社可以办劳教，就连生产大队也设立劳教点，全国被收容的劳教人员很快接近百万人。

一直到一九七九年，被送去劳动教养的人依旧没有明确的期限，有的人在劳教场所，最长一关就是二十余年。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国务院在原有制度基础之上，针对劳动教养问题作出补充规定，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大中城市，成立由民政、公安、劳动部门共同组成的劳动教养委员会。把劳动教养适用范围划定在大中城市，教养期限定为一至三年，情况特殊还可以再延长一年。

只是落到现实执行当中，重复劳动教养的问题时有发生。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国务院又转发公安部拟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文件第九条写明：“劳动教养收容家居大中城市需要劳动教养的人，对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也可以收容。”这份文件，也把有轻微犯罪行为的人，同样划入劳教的收容对象。

从这些条文不难看得出来，劳动教养制度，深深烙上了属于那个时代的印记。

一九八六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之后中央又历经多次会议研讨，陆续增补不少相关条款，这里便不再一一细说。随着时代发展，劳动教养制度渐渐引来社会各界不少批评的声音。二〇一三年，这项制度被正式废除。

宪法第三十七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是人民法院裁定，并且交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立法法》第八条、第九条同样作出规定，凡是对公民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与处罚，只能够通过制定法律来予以确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它的常务委员会，才拥有此项立法权力。

尚未出台正式法律的背景之下，先行以行政法规的形式推行的强制措施与处罚，是在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至此，已经实施五十余年的劳动教养制度，正式被依法废除。

张志云站在寒风里，心里反复琢磨这些条例。他不是不懂这些条文，只是落到普通人身上，想要讨回一份公道，竟是这般艰难。法律条文白纸黑字写着人身自由不可侵犯，可王煜生没有犯下重罪，却被送去劳改；王煜生两情相悦自由相恋，却被安上罪名关进监狱十年了。

他攥紧怀里装着王煜立和张招娣的申诉材料的布包，布包里面两份沉甸甸的委屈，墨迹、泪痕还清晰如新。从北京信访室奋力争辩，拿到第一份公函；再到长沙省公安厅陈情，拿到第二份公函；一路回到麻阳，等来一句年后再处理。

北风卷着尘土吹起他单薄的衣角。张志云抬起头望向灰蒙蒙的天空，心里暗暗打定主意。就算要等到过完年，他也不会放弃。只要还有一丝希望，他就要继续奔走，等到开春，再次来到县公安局，为王煜生翻案，把姐姐张招娣从劳教所接回家。伯母远在上海守护着王煜生那疯了的母亲袁琴，整日浑浑噩噩，痴痴等着他们平安归来。

长路漫漫，一纸公函，是黑暗里微弱的一点光亮。张志云紧了紧身上的旧棉袄，转身朝着回家的方向迈步走去。冬日的夕阳慢慢下沉，把他孤单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