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苦命的刘姐（1/2）

这天晚上，张雅雯又失眠了。

一个人住的房间，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一点光亮。窗外的月光透过窗帘细细的缝隙钻进来，在天花板上落下一道淡淡的、细长的白光，像一根扯不断的棉线，悬在那里，晃得她眼睛发酸。

她平躺在床上，翻过来，覆过去，每一次翻身都显得格外沉重，身子像是被什么东西压住了，可脑子却清醒得可怕，连窗外风吹过树叶沙沙的轻响，楼下偶尔驶过的汽车鸣笛声，都听得一清二楚。

下午的那一幕，一遍又一遍在脑子里回放，挥之不去，赶不走，也压不下。

她特意起了个大早，绕到菜市场最里面的摊位，挑了一条活蹦乱跳的鲫鱼，鱼鳞亮得反光，她特意叮嘱摊主，要最新鲜的，给小孙子炖汤喝。

回到家，她仔仔细细刮鳞、去鳃、掏干净内脏，用清水反复冲洗，直到鱼身干干净净没有一点腥味，才放到砂锅里，小火慢炖了整整一个下午。汤色炖得奶白浓郁，飘着淡淡的葱花香，她尝了一口，温度刚好，味道也鲜，这才小心翼翼装进保温桶里，盖紧盖子，一路提着，慢慢爬上那栋没有电梯的六楼。

她敲了敲，力道稍微重了一点，指尖都敲得有些发麻。

这一次，她清清楚楚听见了。

电视机里传来动画片热闹的声音，音乐欢快，对话清晰，紧接着，是乐乐咯咯的笑声，清脆、明亮、软糯，像一串小铃铛，从门缝里一点点钻出来，直直撞进她耳朵里，撞得她心口猛地一软，紧跟着又是一阵尖锐的酸。

她知道，他们都在。

儿子在，儿媳在，她日思夜想的乐乐，也在。

可那扇门，始终没有开。

她就那样孤零零地站在冰冷的门外，手里还提着温热滚烫的汤，像一个走错了门、又不敢打扰的外人，手足无措，进退两难。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又亮，亮了又灭，她的影子被灯光拉得很长，孤零零地贴在灰白的墙壁上，单薄又可怜。

走到单元楼下，她忍不住停下脚步，抬头，久久望向六楼那扇熟悉的窗户。

她站在楼下，仰着头，看了很久很久，直到脖子发酸，眼睛发涩，才慢慢收回目光。

她已经整整三天，没抱过孙子软乎乎的小身子，没摸过他肉嘟嘟的小手，没亲过他带着奶香味的小脸蛋了。

她翻了个身，把脸深深埋进柔软的枕头里。

棉质的枕芯，不知不觉湿了一大片。

她自己都没有察觉，眼泪是什么时候流下来的。无声无息，滚烫滚烫，顺着眼角往下淌，浸湿了枕巾，也浸湿了她憋了一整天、不敢外露的委屈。

脑子里乱糟糟的，全是乐乐的笑声。

那么近，就在一墙之隔，她听得真真切切，却摸不到，抱不着，连看一眼都成了奢望。

她想起乐乐刚学会爬的时候，小小的身子趴在爬行垫上，脑袋歪歪的，眼睛圆溜溜的。她拿着彩色摇铃在前面轻轻晃，铃铛一响，乐乐就立刻抬起头，扭着圆滚滚的小屁股，使劲往前拱，小手扒着垫子，一下一下往前挪，爬不动了就趴在那儿哼哼唧唧，小脸憋得通红，眼睛却亮晶晶地望着她，满是依赖。那时候她笑得直不起腰，一把把他抱进怀里，亲了又亲，怎么亲都亲不够，觉得全世界的幸福，都在自己怀里。

那时候多好啊。

她天天守在乐乐身边，醒了陪他玩，困了哄他睡，饿了给他做细腻的辅食，拉了尿了亲手收拾，一刻都不曾离开。他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小动作，每一次咿咿呀呀，她都牢牢记在心里。

可现在呢？

不过短短三天。

却像隔了半个世纪那么漫长。

她不知道乐乐这几天有没有长胖一点，不知道他是不是又学会了新的表情、新的声音，不知道夜里睡觉还会不会踢被子，会不会突然惊醒哭闹，更不知道，小小的他，有没有在某一个瞬间，想起过奶奶。

她什么都不知道，像一个被隔绝在亲情之外的人，近在咫尺，又远在天涯。

思绪不受控制地飘着，飘着飘着毫无睡意，又落到了刘姐身上。

刘姐已经好几天没联系她了，上一次见面，还是在小区门口那家小小的茶室里。那天刘姐坐在她对面，面前放着一杯温热的白开水，一口一口慢慢喝着，慢悠悠地劝她，凡事看开一点，孩子最重要，别的委屈都能忍一忍。有钱在手里比啥都强，她当时听着，心里堵着的那块石头，好像轻了一些，松了一些。

可今天被关在门外，连孙子一面都见不到，那些宽慰的话，瞬间又变得轻飘飘的，一点支撑的力量都没有了。

这个点，刘姐在干什么呢？

她儿子家离这儿不算远，坐公交也就三站路，张雅雯去过一次，没有电梯爬上去就气喘吁吁，可刘姐每天抱着胖嘟嘟的孙子，爬上爬下，一天要来回好几趟，看着就让人心头发紧。

她忘不了刘姐说起自己日子时的表情。

不是愤怒，不是埋怨，也不是歇斯底里的委屈，只是一种深深的、无力的、认命的苦笑。

那种笑，张雅雯在生活里见过太多次。

在菜市场起早贪黑、风吹日晒的菜农脸上，在超市里弯腰理货、一刻不停的阿姨脸上，在理发店一站就是一整天、双手泡得发白的师傅脸上，在所有为了生活咬牙硬撑、不敢倒下的普通女人脸上。

那笑容里藏着一句话，不说，却人人都懂——

没办法，这就是命。

而刘姐的命，是真的苦，苦得让人心头发酸，苦得让人说不出话。

张雅雯和她，从小一起长大，知根知底，她的经历，张雅雯听过无数遍，可那天在茶室，刘姐安安静静从头说到尾，没有打断，没有停顿，她才真正听进了心里，疼进了骨头里。

刘姐十二岁那年，父母就离婚了。

在那个年代，离婚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整个村子都炸开了锅，闲言碎语像刀子一样，满天飞。有人说她父亲在外面有了人，有人说她母亲性子太强、日子过不下去，说什么的都有，那些话不好听，却句句扎在小小的刘姐身上。她那时候还不懂大人的恩怨情仇，只记得家里永远充满无休止的争吵，碗碟摔碎的刺耳声、互相指责的谩骂声、冷战时窒息的沉默，日夜不休，把小小的家搅得支离破碎。

后来，父亲拎着简单的行李走了，头也不回，再也没有回来过。

母亲一个人带着她，日子一下子掉进了无底的深渊。农村女人，没文化，没手艺，没依靠，只能守着几亩薄田硬扛。刘姐放学回家，放下书包就往地里跑，割麦子、掰玉米、锄草、浇地，什么重活累活都干，小小的手掌上，磨出的茧子比大人的都厚，一到冬天就开裂，疼得钻心。

勉强撑到初中毕业，母亲再也不让她读书了。

“女孩子家，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早晚都是别人家的人，早点出来挣钱才是正事。”母亲的话，硬邦邦的，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

刘姐哭着求，跪在地上求，都没用。后来刘姐也知道是母亲确实没有能力供她读书了，她从来没有怪过母亲。

十六岁，正是该坐在教室里读书、无忧无虑的年纪，她却背起破旧的行囊，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打工日子。在镇上的理发店当学徒，洗头、扫地、倒垃圾、收拾工具，一个月挣着几十块钱，起早贪黑，受尽师傅的训斥和客人的挑剔。后来慢慢学了点手艺，能剪简单的头发了，又独自跑到县城，在更小更偏的理发店里熬日子，省吃俭用，把每一分钱都攒下来。

二十岁，经人介绍，她嫁给了一个附近村子看着还不错的男人，高高瘦瘦精精神神的小伙子。

没有挑挑拣拣，没有轰轰烈烈，甚至没有彩礼和婚礼，她只觉得，自己终于有个家了，终于不用再颠沛流离，终于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

她以为，日子会慢慢好起来。

可结婚之后，生活依旧紧巴巴的，没有一点起色。

婆家在偏远的农村，只有几亩薄地，男人在家种地，她跟着下地，风吹日晒，皮肤晒得黝黑粗糙，手上全是裂口。后来家里养了几只羊，她每天天不亮就赶着羊出门放牧，刮风下雨从不间断，一年到头，也挣不下几个钱。

最难熬的，是伺候病重的婆婆。

婆婆一病就是好几年，吃喝拉撒全在床上，不能自理。刘姐端屎端尿、擦身喂饭、翻身按摩、清洗衣物，一天二十四小时连轴转，从来没有一句抱怨。婆婆脾气暴躁，动不动就骂人、摔东西，心情不好就拿她撒气，她也只是默默忍着，从不多说一句，不反驳，不争执。那时候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是我男人的妈，我是他的妻子，我应该扛，应该忍。

婆婆熬了几年，终究还是走了。

那一年，刘姐还不三十岁，送走了老人，料理完后事，她长长舒了一口气，以为，自己总算能喘口气了，总算能为自己活几天了。

她开始拼命琢磨出路。没本钱，没背景，没靠山，就从小生意一点点做起。在镇上租了一个不足十平米的小门面房，给人理发，五块钱剪一个头，一坐就是一整天，年轻的时候还学了服装裁剪，做衣服、改衣服、缝缝补补，夜里点着灯做到深夜；还装了公用电话，再后来做起了窗帘，量尺寸、裁剪、缝纫、上门安装，所有环节，所有力气活，全是她一个人扛。

那些年，她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冬天冻得手开裂流血，夏天热得满身大汗湿透衣衫，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

可她不觉得苦，因为能挣钱，能看见希望，能为家里攒下一点积蓄。

再后来，她咬咬牙，顶着压力开了一家建材店。那几年农村盖房的人多，生意还算红火。刘姐胆子大，能吃苦，肯付出，一个人撑起整个店面，早上五点开门，晚上十点关门，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男人依旧在家种地，店里所有的重担，所有的压力，全压在她一个女人肩上。

就这样一分一分攒，一滴一滴熬，一天一天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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