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写字的人不见了（1/2）

纸袋没有留在何志文桌上。

周主任说没有见过。老会计说何志文接过纸袋后，没有当场拆，只把纸袋放进抽屉，又把抽屉推回去。下班铃响前，他坐在桌边把那几支短铅笔重新削了一遍。削完后，他把铅笔屑倒进废纸篓，拎着旧公文包走了。

“一个人送了材料，他看完了吗？”沈立川问。

老会计摇头。

“没看。至少在办公室没看。”

“他走的时候带没带纸袋？”

老会计想了很久。

“包鼓了。”

“平时不鼓？”

“老何包里就一把伞、一本饭票夹，还有两个馒头。有时候带孩子作业本。昨天鼓。”

周主任站在旁边，脸色不好。她终于开口：“老蒋，你昨天怎么不说？”

老会计把算盘抱紧了一点。

“我以为是他自己的事。”

“现在也是他的事。”周主任说。

“人不见了，就不是一个人的事了。”罗明义接了一句。

周主任没再说话。

民政局的电话在一楼办公室。座机旁边放着一本来电登记，封皮是蓝塑料，边上裂开。周主任说外线电话不一定记全，谁接谁写，忙的时候也会漏。

沈立川翻到昨天。

上午九点二十，县财政局。上午十点零五，救灾办。下午三点四十，外线，找何志文。备注栏空着。

“谁接的？”

办公室里一个年轻干事举手。手举到一半，又放下。

“我接的。”

“对方怎么说？”

年轻干事看了周主任一眼。

沈立川说：“看她没用。你按原话说。”

年轻干事咽了一下。

“他说，请何文书接电话。”

周主任把手里的介绍信折紧了一点，纸角发出轻响。

现在局里的人叫他老何，或者何同志。何文书这个称呼很多年没人用了。

“声音呢？”沈立川问。

“男的。年纪听不出来，声音压着。”

“说完什么？”

“我喊何同志来接。他拿起电话后，对面只说了一句，我没听清。他就把办公室门关上了。”

“关了多久？”

“三四分钟。”

“出来以后？”

年轻干事指了指二楼方向。

“他去找周主任请假。”

周主任的手指紧了一下。

“他只说家里有事。”

“家里有没有事，要去家里问。”罗明义说。

何志文家属院离民政局不远，隔两条街。院门口有一棵老槐树，树下停着几辆自行车。楼道里堆着煤球和旧蜂窝煤炉，雨水从外墙渗进来，水泥地上有一条暗色的湿线。

开门的是何志文的妻子。

她四十出头，头发在脑后挽得很紧，袖口卷着，手上有洗菜留下的水。她看见罗明义的证件，先把门缝合小了一点。

“他不在。”

“什么时候走的？”沈立川问。

“昨晚。”

“去哪儿？”

“他说去州里办事。”

“民政局知道吗？”

她没有回答，只看着楼道口。那里有两个邻居探头，又很快把门关上。

“进来说吧。”她说。

屋里很干净，干净得有些窄。方桌上扣着菜罩，菜罩旁边放着两个孩子的搪瓷碗。墙上贴着奖状，一个孩子作文比赛三等奖，一个孩子数学竞赛优秀奖。靠窗的小桌上堆着作业本，红笔批改过，字迹和何志文办公桌上的字一样稳。

沈立川站在门垫上，没有往里走。他看见鞋柜旁边的墙上用铅笔划着几道身高线，最高的一道旁边写着“小杰，十岁”。何志文有两个孩子，但墙上只有一道十岁的身高线。另一道被擦掉一半的那道，他没有问。

何妻把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

“他早些年就不爱别人来家里问工作。”

“为什么？”

“他怕孩子听见。”

“听见什么？”

她嘴唇动了动，没有出声。

罗明义站在门边，没往里走。

沈立川看见鞋柜上有一只旧公文包的位置。那里没有包，只有一道长方形浅印。

“他带包走的？”

“嗯。”

“包里有个牛皮纸袋？”

她猛地抬头。

沈立川放慢声音：“我们在单位听说有人送了纸袋给他。”

何妻把围裙边捏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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