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写字的人不见了（2/2）
“他回来后坐在桌边，看了很久。”
“看什么？”
“纸袋。我没看见里面。他不让我看。”
“他说了什么？”
“他说，有些字过了十年，还会找回来。”
窗外有人收衣服，竹竿碰在铁栏杆上，响了一下。何妻低头看自己手上的水，像才发现手还没擦干。
“然后他让我给孩子热饭。他说自己去州里一趟，最晚今天中午回来。”
“有车票吗？”
“他没坐客车。”
“怎么走的？”
“有人在巷口等他。”
“什么车？”
“没看清。雨大，车灯照着墙。我只听见发动机声，像小货车。”
罗明义问：“他说去州里，为什么不走客运站？”
何妻看了他一眼。
“他说材料不能湿。”
复核材料，勿湿。
沈立川把这几个字写进本子。写完后，他看向那两个孩子的碗。一个碗里剩着半块南瓜，筷子横在碗沿上。
“他平时会这样不回来吗？”
何妻摇头。
她的手在围裙上反复擦，已经擦过好几遍，皮肤发红，但她没有停下来。沈立川注意到这个动作，没有让她停下。一个人在害怕的时候，需要手里有一件在做的事。何妻选择了擦手，是因为她不知道该拿什么。
“他以前也这样突然出过门吗？”
“没有。”
她终于停下手，看着沈立川。
“他走之前，把两个孩子这个月的学费放在桌上，用砚台压着。他以前不会这样。他怕自己回不来。”
这句话让沈立川的手指紧了一下。
他想起何志文桌上那几支削短的铅笔。一个连铅笔都舍不得扔的人，走之前把学费放在桌上，用砚台压着。他知道自己可能回不来，但他还是去了。何妻站在门口，没有哭。她只是反复擦手，像要把那双手上不属于她的东西全擦掉。
沈立川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写上县局的值班电话和自己的名字，递给她。“他如果打电话回来，或者有人送他回来，打这个号码。不管几点。”
何妻接过纸条，没有看，直接攥在手心里。她的手还是湿的，纸条很快被洇湿了一角，字迹模糊了一点。但她没有松开。
“他怕孩子等。再晚也会托人带句话。”
罗明义从门边转身。
“去邮电所。”
隔壁县邮电所在街角，门口挂着公用电话牌子。下午人多，柜台前排着寄包裹的人。一个女人抱着纸箱，箱子四角用麻绳捆着，绳结打得很紧。墙边坐着两个等电话的人，手里攥着写号码的小纸条。
邮电所值班员听说他们查昨天下午三点四十的外线，先说查不了。罗明义把介绍信递过去，又补了一句：“人可能失踪。”
值班员这才从柜台下翻出长途登记本。
“不是长途。”她说，“本县转接。对方从街西招待所打的。”
“招待所？”
“嗯。那边电话老坏，经常让我们转。”
“登记名字了吗？”
“电话不登记人。住宿登记本才登记。”
街西招待所在汽车修理厂旁边，门面很窄，玻璃门上贴着“住宿开票”四个字。柜台后面坐着一个年轻女人，正在用毛线织袖套。听说查登记本，她把本子往柜台上一推。
“昨天人多，自己看。”
登记本上名字很多。跑货的、探亲的、收药材的，字迹一个比一个潦草。身份证号有的写全，有的只写前几位。
沈立川从下午三点往前翻。三点二十，黄建国，州府。三点三十五，陈大军，口岸。三点四十旁边有一行名字：何文生。
罗明义凑近看。
“不是何志文。”
“看字。”沈立川说。
那行字写得端正，和旁边那些跑货人的草字不一样。何字写得稳，文字收得很干净，最后一个生字却有些别扭，像故意写得重一点。
“房号？”
“二零三。”柜台女人说，“已经退了。”
“什么时候？”
“昨晚。”
“谁退的？”
“一个男的。戴帽子，压得低。”
房间在二楼，靠楼梯。门一开，霉味和烟味混在一起。床单换过，桌上没有东西，窗台上有一点泥。
沈立川没有急着翻。他先站在门口，把整个房间扫了一遍。床铺被服务员整理过，但枕头的位置不对——不是平放，是竖着靠墙，像有人坐靠在床头看过东西，走的时候没有躺下。烟灰缸洗过，但缸底还有一圈没冲净的灰痕。窗帘被拉开一半，窗台上那点泥是干的，边缘已经发白，不是昨晚留下的，是更早的时候。
沈立川看了一圈，最后停在桌角。桌角有一本旅客意见簿，里面夹着半张废纸。废纸像是从登记本上撕下来的练字纸，上面写了几遍同一个字。
属。
有一个“属”字少了一点。
沈立川把纸翻到光下。
练字的人想写得像何志文。可是何志文写“属”时，里面那一点总落得很轻，像怕压坏纸；这张纸上的那一点，干脆没写。
沈立川把纸举到窗边，让光从纸背透过来。纸的纤维很均匀，不是随手撕下来的废纸，是有人特地裁过。他翻到纸的背面，边缘有一道很浅的铅笔线，像先画了格子再照着写。不是练字，是临摹。有人在临摹何志文的笔迹，只练了这一个字。
他把纸放回证物袋，没有用镊子夹，怕纸边再碎一块。临摹一个字不需要太长时间，但需要看一眼何志文的原件，知道那一点落在什么位置。这个人见过何志文的字。也许见过很多次。
罗明义站在门口，脸色沉了下去。
窗外，修理厂有人发动货车，发动机喘了两声，终于响起来。
沈立川把半张废纸夹进证物袋。
“有人在替他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