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章 元州街（2/2）

我等着他往下说。他像在给自己一点时间，摘下老花镜，捏着镜腿，慢慢地说：受人所托。她问我，有个账房的后生，在算一页账，算到哪了。我说我不知道，我没见过他。她说，那你替我问他一句——那页账，算清了吗。

她让你把字条放进九龙春的账房抽屉。我说，账房的门锁着。你怎么进去的。

徐伯抬眼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像在说你问得倒细。他绕回柜台后面，拉开最底下一个抽屉，从里面取出一把钥匙，铜的，磨得发亮，用一根旧棉线穿着。

恒昌托管存件那几年，九龙春给过一把账房的钥匙，对账用的。他说，十五年，锁没换过。孟老大是个念旧的人，锁念旧，钥匙就念旧。

原来钥匙不止一把。我在账房数过多少回钥匙串，一直以为这扇门的钥匙，只有我手里那一串。

他顿了顿，补了一句：她妈妈当年也配过一把。二十七号的锁，是她的钥匙。她走之前，两把都留在我这儿。

二十七号。我重复这三个字。

深水埗大南街二十七号，后座。徐伯说，她妈妈住过的地方。她走了以后，屋子空着，没人住。我隔一阵去看看——屋是空的，信还在。

他重新戴上老花镜，声音低了半度：那些信，是她妈妈写给阿允的，一封都没寄出去。我每次去，按日期码齐，收进抽屉。档案的习惯，改不了。

屋里的日光灯闪了一下，又稳住。我看着他，忽然想起另一个画面——大南街的夜里，路灯底下那个背影，走到二十七号门前，用钥匙开门，站了一会儿，又走。锁眼边沿的白印，是钥匙常年磨出来的。

那晚在大南街，是你。我说。

徐伯没有否认。他抬起头，隔着镜片看我，语气很平：你跟着我，我知道。元州街这条路我走了四十年，身后有没有人，我心里有数。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就是想看看，你会不会跟上来，会不会进屋去看那些信。

我看了。我说。

我知道。他说，信你没弄乱。这个我看得出来。你是个会翻纸的人。

这句话让我站住了。一个会翻纸的人——他说得轻，落在我耳朵里却不轻。我翻过的纸太多了：旧账本、封皮夹层、誊本、菜单、残页，每一张纸后面都站着一个人，而我一路翻过来，今天才第一次翻到翻纸的人面前。这句话，我后来记了很多年。

有人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说，有人比我先找到她，断尾断得干净。那个人是你。

徐伯没接话，低头把那张字条折好，推回我面前：字条你留着。话是她让我问的，你答不答，随你。

我答。我说。

他看着我，等我往下说。

那页账，还没算清。我说，但八月十五之前，我会给她一个交代。

徐伯的手停在柜台上。过了好一会儿，他开口，声音很轻：你连她约的是八月十五都知道。

她写信给我了。我说，允记糖水，伙计转交的。

她开铺了。徐伯说，像在确认一件等了很久的事，她妈妈跟我说过，阿允小时候摔跤，爬起来就说，以后自己开一间糖水铺。她妈妈把这句话写在一张旧菜单上——等你长大了，自己开一间。

他从最里面的抽屉取出一张纸，纸色发黄，油墨斑驳，边角卷起。我认得那油墨的印记——我见过它，印在那张字条的背面。糖水铺的旧菜单，和封皮夹层里那张是一对。

这张菜单，我从二十七号拿走的。徐伯说，她妈妈的字，不能让生人翻来翻去。写字条那天，我把它垫在纸底下——纸薄，油墨透过去了。我没想到你会顺着这点印子查到这里。

我查到这里，靠的是这页账。我说，账上的人，我找了很久。

徐伯摘下老花镜，挂在脖子上，眼睛望着铁皮柜顶，目光穿过满屋的纸，不知落在哪一年。最后他摆了摆手：档是档，人是人。今天你问的，都是档里有的。人，我没答你。

我道了谢，走到门口，手搭上铜锁，身后传来他的声音：后生。

我转过身。

徐伯站在柜台后面，日光灯的光把他的影子压得很短，他看着我，像看着一页刚翻开的账：她问过我，你会不会来。

我没答。

我说，你来了我就告诉她——账要是没算清，就别来见她。他顿了顿，可她说，你一定会来。

我走出那扇铁门，反手带上门，走下铁楼梯。日头兜头兜脑地罩下来，三伏的天，元州街的柏油路晒得发软，鞋底踩上去，微微陷下去一点。街口电器铺的喇叭放着粤曲，唱到高音走了调。我走了几步，停下来，回头看那扇铁门——绿漆剥落，铜锁发亮。十五年，没有人来问过那一行字。

「那页账，你算清了吗？」

她说，你一定会来。

八月十五，只剩两天。我站在日头底下，第一次觉得「算清」两个字有了具体的形状——账本上销掉的一笔数，窄巷那头一个打伞的人，等了我十五年。